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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快乐的人生二（第2页）

从那以后，我就决定只尽我最大能力去做，而把我那把破伞收起来。让批评我的雨水从我身上流下去，而不是滴在我的脖子里。这样做的结果是各种批评议论反而少了。

美国作曲家迪姆斯·泰勒不但能够坦然面对批评，还能在公开场合一笑置之。他有一次在星期日下午的电台音乐节目中发表评论，有位女士写信给他，称他为“骗子、叛徒、毒蛇和白痴”。

泰勒在他的著作《人与音乐》中说：“我开始并没有多想，只认为她是随意说说的，不是真心的，于是在下周的广播节目中我向所有的听众念出了这封信。可是几天后，我又收到了那位女士的来信，信中她仍坚持说我是骗子、叛徒、毒蛇与白痴。”

泰勒处理别人攻讦的态度——真诚、镇定以及高度的幽默感，实在令人佩服。

一个老德国工人跟其他的工友为战争问题发生争执，结果他被工友们丢到了河里。当他爬上岸时，浑身都是泥和水。他的老板查尔斯·施瓦伯先生问他将怎样惩罚把他丢进河里的人，他说：“我只一笑置之。”

后来，施瓦伯到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讲时，颇为感慨地说，他所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这个老德国工人教给他的。后来他就把这个老德国工人的话——“只一笑置之”——当做他的座右铭。

当有人不公正地批评你时，这个座右铭尤其管用。别人骂你的时候，你可以回骂他，可是对那些“只一笑置之”的人，你能说什么呢?

林肯若是去计较每一句骂他的话，恐怕他早就受不住内战压力而崩溃了。他写下的关于如何处理对他批评的方法，已经成为一篇文学上的经典之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将军曾经把它抄下来，挂在他总部写字台后面的墙上。

丘吉尔也把这段话镶了框子，挂在他书房的墙上。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只要我不对任何攻讦作出反应，这件事就只有到此为止。我尽力而为，我将继续如此直到生命结束。到最后，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所有的责难都不有任何意义；反之，结果证明我错了，那么就是有10位天使为我作证，也不会起丝毫作用了。

一个人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也可以得到某种满足感。因为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可以清除罪恶感和产生自我辩护的气氛，而且有助于解决这项错误所制造的问题。

勇敢地承认错误

我住的地方，几乎是纽约的地理中心点，但从我家步行不到一分钟，就可到达一片森林。这块没有被破坏的林地是座森林公园，当春天的时候，树丛里的野花白茫茫一片，松鼠在林间筑巢育子，高过马头的青草郁郁葱葱。我常常带着我的小波士顿斗牛犬雷斯——这是一只友善而不伤人的小猎狗——到公园里散步，因为我们在公园里很少碰到人，我常常不替雷斯系狗链或戴口罩。

有一天，我带着雷斯开始例行的散步活动。不巧的是，在公园遇见一位骑马的警察，他有点迫不及待想要表现出他的权威，因此他威严地说：

“你为什么让你的狗跑来跑去，不给它系上链子或戴上口罩，难道你不晓得这是违法的吗?”

“是的，我晓得，”我轻柔地回答，“不过我的狗从不咬人。”

“你说不咬，它就不咬了吗?它要是在这里咬死松鼠，或咬伤小孩，你负得起责任吗?这次我不追究，但假如下回让我看到这只狗没有系上链子或套上口罩在公园里的话，你就必须跟法官解释啦。”

我也的确遵守了——而且遵守了好几次，可是雷斯不喜欢戴口罩，我也不喜欢那样，因此我们决定碰碰运气。事情很顺利，但接着我们就遇上了麻烦。那天下午，雷斯和我正跑上一座小山丘，突然间——很不幸——我看到那位法律的权威，骑在一匹红棕色的马上。雷斯跑在前头，直向那位警察冲去。

我知道这次肯定麻烦了，于是我决定不等警察开口就先发制人，我说：“警官先生，这下你当场逮到我了。我有罪，我没有托辞，没有借口了。你上星期警告过我，若是再带小狗出来而不替它戴口罩你就要罚我。”

“好说，好说，”没想到警察回答的声调很柔和，“我晓得在没有人的时候，谁都忍不住要带这么一条小狗出来遛达。”

“的确是忍不住，”我回答，“但这是违法的。”

“不过这么小的狗大概不会伤人吧?”警察反而为我开脱。

“是的，但它可能会咬死松鼠。”我说。

“既然如此，”他告诉我，“念你是初犯，我就原谅你……你只要让它跑过小山丘，到我看不到的地方……事情就算过去了。”

和平常人一样，那位警察也希望得到一种自重感。因此，当我请求处罚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最后就以宽容的态度表现出他的慈悲。

如果我们知道免不了会遭受责备，何不抢先一步，自己先认罪呢？听自己谴责自己不比挨人家的批评好受得多吗？

假若你遇到这种情况，就首先自己承认错误，那么十之八九会得到宽厚谅解，就像那位宽容的警察对待我和雷斯那样。

商业艺术家费丁南·华伦曾使用这个技巧，赢得了一位暴躁易怒的艺术品顾主的好印象，下面就是华伦先生讲的一个小故事：

绘制商业广告和出版物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精确，要一丝不苟。有些艺术编辑性格急躁，往往要求他们所交下来的任务立刻完成。在这种情形下，难免会出现一些小错误，而且有些艺术组长还喜欢从鸡蛋里挑骨头。我每次离开他们的办公室时，心里总是不大舒服，不是因为他的批评，而是因为他攻击我的方法。

最近我交了一件万分火急的稿子给一位艺术组长，他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刻到他办公室去。他说出了问题。当我到办公室之后，正如我所料——麻烦来了。他满怀敌意，似乎很高兴有了挑剔我的机会。他恶意地责备我一大堆问题——这正好是我运用所学进行自我批评的机会。因此我说：“你批评的非常正确，我的失误太大了。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年稿，实在不该出这样的低级错误。我觉得惭愧。”

我的沉痛表情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反而为我辩护起来。“是的，你的话并没有错，不过毕竟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是……”

我说：“你不必为我说话。任何错误，代价可能都很大，都叫人不舒服。”

他又想插嘴，但我不给他机会。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批评自己——我的感觉非常好。

“我不应该那么粗心，”我继续说，“你给我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照理我应该使你满意，因此我打算重新再来。”

“好了！好了！”他脸上有了笑意，“不用那么麻烦了。”他开始赞扬我的作品，告诉我他只需要稍微修改一下就行了，又说一点小错不会花公司多少钱，毕竟，这只是小节——不值得担心。”

我再一次严厉地批评自己，使他怒气全消。结果他邀我共进午餐，分手之前他开给我一张支票，又交代我另一件工作。

一个人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也可以得到某种满足感。因为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可以清除罪恶感和产生自我辩护的气氛，而且有助于解决这项错误所制造的问题。

保护自己，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是人的天性，但能承认自己错误的人，都会获得别人的谅解，并给人以谦恭而高尚的印象。在香港卡耐基课程任教的麦克·庄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所带来的一些特别的问题，在某些时候应用某一项原则，可能比遵守一项古老的传统更为有益。他班上有一位中年同学，多年来他的儿子都不理他。原因是这位做父亲的以前是个鸦片鬼，但是现在已经戒掉了烟瘾。

根据中国传统，年长的人向晚辈承认错误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他认为他们父子要和好，必须由他的儿子采取主动。在这个课程刚开始的时候，他和班上同学谈到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孙子，以及他是如何地渴望和他的儿子团聚。他的同学都是中国人，了解他的欲望和古老传统之间的冲突。这位父亲觉得年轻人应该尊敬长者，他已经改掉了坏习惯，所以他的儿子应该向他低头。

但这个课程快结束的时候，这位通过学习长了见识的父亲却改变了看法。“我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他说，“戴尔·卡耐基说：‘如果你错了，你就应该马上并且明白地承认你的错误。’我现在去承认错误虽然已经太晚了，但是总能表明我的诚意。我错怪了我的儿子，他不来看我，以及把我赶出他生活之外，是完全正确的。我去请求年幼的人原谅我，固然使我很没面子，但是犯错的是我，我有责任承认错误。”

全班同学都为他的省悟鼓掌，并且完全支持他。在下一堂课中，他满面笑容地讲述了他怎样到他儿子家里，请求原谅，并且怎样开始和他的儿子、儿媳以及终于见到面的孙子建立起新的关系。

在美国历史上，对南北战争时的李将军有一笔极美好的记载，就是他把毕克德进攻葛底斯堡的失败全部归咎在自己身上。

毕克德的那次进攻，无疑是西方世界史上一场最显赫、最辉煌的战斗。毕克德本身就很辉煌。他长发披肩，并且跟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上一样，差不多每天都在战场上写情书。

在那悲剧性的7月午后，当他的军帽斜戴在右耳上方，轻盈地放马冲刺北军时，他那群效忠的部队不禁为他喝彩起来，跟随他向前冲刺。队伍密集，军旗翻飞，军刀闪耀，阵容威武、骁勇、壮大，连北军都为这支勇敢出色的队伍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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