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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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一家杂志社向我索借三百万元新台币,我无法应付,便撰文毁谤我,弟子们气愤填膺,有些人主张笔伐声讨,有些人建议诉诸法庭。当时我在台北弘法,因此就近于普门寺集合住众,对大家说:“别人对我们的礼遇尊重,不是当然的,所以我们应该涌泉以报;当我们受到伤害打击时,则应该认为这是当然的,因为父母生养我,师长教育我,社会成就我,国家保护我,平时我们就拥有这么多好因缘,相对而言,一些突如其来的挫折逆境,正可以考验我们的气度,可以丰富我们的内涵。因为无聊的伤害破坏,是打不倒一个人的,做一个真正的人,要经得起四面吹来的八风,将一切的横逆都视为是当然的……”一席话下来,总算平息了大家的怒气,也趁此机会,随缘上了一堂“宗门思想”课程。只是有谁知道,从非当然到当然,我是经过了多少的修证历程,才有这么坚固的信念与体悟。
我十二岁那年就在栖霞山寺出家了,在常住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清众,脸皮又很薄,刚开始时,上课听不懂,下课也不好意思问。既不可以外出,又不能和他人来往,家书写好了,没有钱买邮票,好不容易熬到学期结束,学院放假,眼看同学们提着行李回家,我也跟着他们到大雄宝殿向佛陀告假,正要踏出殿门时,家师志开上人把我喝住,骂道:“站着!回什么家!”我只得忍住稚子乍离家园,对家乡的孺慕之情,禁足闭关,有时心里好苦。可是再想想:没有人要我出家,是我自己愿意的,所以也就视为“当然”地接受下来。既是当然的,为什么要感觉苦呢?
从栖霞律学院结业以后,我又到焦山、金山、天宁等名山古刹参学,当时的教育不但是专制封闭,可说是无情无理。常常把地扫好了,老师不满意,就要重扫;再检查,看到几片落叶掉下来,“不行!”又得再扫一遍。饭吃饱了,纠察师过来,命你再去吃一碗,你就得撑着肚子吞下去,否则,一个耳光随即打下来,完全没有人情可讲。同学说某人故意找我麻烦,我却觉得这就是教育,老师肯教,自己才有机会成长;能成长,才有未来一,所以对于一切的棒喝,乃至冤屈,我都“想当然”地全盘接受。顺逆境遇皆能当然接受,天地间的光暗就都不一样了。
十五岁受戒时,更是备受诸苦。一到了戒场,戒师先找戒子问话审核。第一个戒师问我:“是谁要你来受戒的?”
“是老师要我来的。”
“难道老师不叫你来受戒,你就不来了吗?”说罢,一连串的杨柳枝如雨点般落在头上。
到了第二个戒师那里,他又问同样的问题,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于是答道:“是我自己要来的。”
没想到“啪!啪!啪……”脑门上又是一阵痛楚,“可恶呐!老师没叫你来,你竟然胆敢自己跑来!”
第三个戒师还是问先前的问题,这回经验丰富,所以毕恭毕敬地答道:“是我自己发心来,师父也叫我来的。”自以为这个答案应该很圆满,结果,“你这么滑头!”当然接着少不了一顿狠打。
顶着一脑子乱冒的金星,来到最后一位戒师的位子前面,我没等他问话,直接就将头伸了过去,说道:“老师慈悲,您要打,就打吧!”
受戒期间,跪听开示、打骂杖责是“当然的”训练,甚至连如厕也受到限制,一个人忍耐不了,中途溜走;也有些人一面抱怨牢骚,一面受完戒期。而我认为这些都是老师的大慈大悲,所以带着感恩的心情,“想当然耳”地度过了五十二个难忘的日子。
十九岁那年,我到焦山佛学院念书。记得有一位教授曾有意推荐我进教育学院读书,我兴高采烈地向家师禀告,却遭来一顿责骂:“混蛋!佛教教育都没有读好,还要到外面去受什么社会教育!”
后来,虽然家师送另一名师弟去教育学院念书,但是我心里一点也没有不平之感,只觉得“这是当然的”!过了几年以后,师弟离开了佛教,我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家师对我的殷切期望,因此更将学习中的一切磨炼都视为“当然的”过程。有“当然”的感受,是多么的美妙啊!
那时,焦山佛学院的院长是雪烦和尚。在校期间,他从来没有和我讲过一句话,看到我时,也总是两只眼睛炯炯如炬地朝着我看。有人说:他老是在瞪我,我却觉得他不是恶意的,即使如此,我也认为这是“当然的”——在学习阶段,自己一无所知,有什么资格要求师长对我们好呢?或许因为我对他恭敬一如,后来他说,这么多学生当中,最欣赏的就是我。我自觉一无长才,在受宠若惊之余,细细回想往事,很庆幸自己在一开始时,就能“想当然耳”地在无情无理的教育中茁壮成长。
十余年后,我邀真华法师为《觉世》撰稿“参学琐谈”,文中对于参学的道场表示很多不满的意见,其实这些人、事、地,我也通通经历过,只是那时都觉得“这是当然的”,所以未曾觉得不好,也让我在觉得“当然”中感到没有什么不平,因那些是教育啊!
十年的参学生涯瞬间即过,后来,我也从事教书工作,由大陆来到台湾,从小学校长到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从佛教学院教师到大专院校教授,从讲授佛学到教导国文,从教人唱诵到指导写作,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学生的顽强中熬炼自己的耐性与慈悲,“想当然耳”地调适自己的教学方式与授课心态,以求契理契机,如今可说是驾轻就熟。曾有人问我多年来的执教心得,我觉得学生固然应该接受,老师也必须改进,彼此都要从容忍受教中教学相长,如果能从最初的不以为然到最后的“一切想当然耳”,就是一种进步,就是一种成功了。
深感凡事如果都自认有理者,就不易成长。在过去,有老师耳提面命地教我,如今弟子、信徒有时也会不吝“指教”,对于这些,我都“想当然耳”地承受“教诲”,因为“吾爱尊严,但吾更爱真理”,在真理的面前,没有长幼之序,也没有尊卑之分。
直到现在,我还是一直以“一切都是当然的”来自我勉励,教育徒众。弟子中曾有人问我:“您教我们要‘想当然耳’地服膺真理,什么是真理呢?是现代的知识科技?是经典里的十二分教?”我觉得这些都是,但也都不是,因为真理不假外求,在自性中本自具足,最重要的是必须懂得尊重与包容,否则即使是读遍千经万论,学富五车,也不过是穷人数他宝,自欺欺人。一旦境界来临,还是照样被五欲尘劳所障碍迷惑,有时甚至铸成大错,还不自知。一切“当然”,那就能心境一如,物我两忘。
童年时,家境十分贫困,我的几位舅舅虽比较富裕,但也没有心力相助,我一直觉得这是“当然的”。后来我到人文荟萃的焦山念书,他们几次托我代买字画,然而却未曾给钱,我那时一贫如洗,但还是节衣缩食,将佛事□钱一点一滴地储存起来,依言代购。尽管后来母亲知道了,为我心疼不已,我还是认为给人方便、给人利用都是“当然的”。
别离乡里四十载后,我才得以与家人取得联系。亲戚们这时都来函要我寄美金给他们建房子,接着,又多少次向我索取电器用品。母亲获悉后,要我不必烦心,而我始终认为给人是表示自己富有,乃“当然”之事。所以,每次回大陆,我不但购物送给至亲好友,即使与自己稍有关系的老师、同参、学生、乡人,我都一一资助馈赠。
徒众常问我:“那个人这么坏,您为什么还要帮他呢?”因为我向来觉得宽以待己,严以待人不是当然的,忠厚恕道才是当然的,只要这个人对别人能有一点点好,即使于我薄情寡义,我还是想成就他。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名叫解仁保的邻居,曾经陷害家父入狱,后来一度失业,生活潦倒,母亲竟然不计前嫌,劝我乞求恩师为他觅职,我当时心中很不以为然,但基于母命难违,还是遵照行事。
古训有云:“姁之妪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在人海沉浮里,受苦受难、委屈冤枉都是“当然的”,惟有坚持信念,我们才可以随遇而安,随缘生活,随喜而作,随心而住,为自己找出通路。在这个世上,给人欢喜,给人信心也都是“当然的”,只有抱定这种决心,我们才能够不计得失,无视荣辱,尽其在我,为所当为,一切皆“当然”耳。
(一九九九年七月)
多年前,一家杂志社向我索借三百万元新台币,我无法应付,便撰文毁谤我,弟子们气愤填膺,有些人主张笔伐声讨,有些人建议诉诸法庭。当时我在台北弘法,因此就近于普门寺集合住众,对大家说:“别人对我们的礼遇尊重,不是当然的,所以我们应该涌泉以报;当我们受到伤害打击时,则应该认为这是当然的,因为父母生养我,师长教育我,社会成就我,国家保护我,平时我们就拥有这么多好因缘,相对而言,一些突如其来的挫折逆境,正可以考验我们的气度,可以丰富我们的内涵。因为无聊的伤害破坏,是打不倒一个人的,做一个真正的人,要经得起四面吹来的八风,将一切的横逆都视为是当然的……”一席话下来,总算平息了大家的怒气,也趁此机会,随缘上了一堂“宗门思想”课程。只是有谁知道,从非当然到当然,我是经过了多少的修证历程,才有这么坚固的信念与体悟。
我十二岁那年就在栖霞山寺出家了,在常住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清众,脸皮又很薄,刚开始时,上课听不懂,下课也不好意思问。既不可以外出,又不能和他人来往,家书写好了,没有钱买邮票,好不容易熬到学期结束,学院放假,眼看同学们提着行李回家,我也跟着他们到大雄宝殿向佛陀告假,正要踏出殿门时,家师志开上人把我喝住,骂道:“站着!回什么家!”我只得忍住稚子乍离家园,对家乡的孺慕之情,禁足闭关,有时心里好苦。可是再想想:没有人要我出家,是我自己愿意的,所以也就视为“当然”地接受下来。既是当然的,为什么要感觉苦呢?
从栖霞律学院结业以后,我又到焦山、金山、天宁等名山古刹参学,当时的教育不但是专制封闭,可说是无情无理。常常把地扫好了,老师不满意,就要重扫;再检查,看到几片落叶掉下来,“不行!”又得再扫一遍。饭吃饱了,纠察师过来,命你再去吃一碗,你就得撑着肚子吞下去,否则,一个耳光随即打下来,完全没有人情可讲。同学说某人故意找我麻烦,我却觉得这就是教育,老师肯教,自己才有机会成长;能成长,才有未来一,所以对于一切的棒喝,乃至冤屈,我都“想当然”地全盘接受。顺逆境遇皆能当然接受,天地间的光暗就都不一样了。
十五岁受戒时,更是备受诸苦。一到了戒场,戒师先找戒子问话审核。第一个戒师问我:“是谁要你来受戒的?”
“是老师要我来的。”
“难道老师不叫你来受戒,你就不来了吗?”说罢,一连串的杨柳枝如雨点般落在头上。
到了第二个戒师那里,他又问同样的问题,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于是答道:“是我自己要来的。”
没想到“啪!啪!啪……”脑门上又是一阵痛楚,“可恶呐!老师没叫你来,你竟然胆敢自己跑来!”
第三个戒师还是问先前的问题,这回经验丰富,所以毕恭毕敬地答道:“是我自己发心来,师父也叫我来的。”自以为这个答案应该很圆满,结果,“你这么滑头!”当然接着少不了一顿狠打。
顶着一脑子乱冒的金星,来到最后一位戒师的位子前面,我没等他问话,直接就将头伸了过去,说道:“老师慈悲,您要打,就打吧!”
受戒期间,跪听开示、打骂杖责是“当然的”训练,甚至连如厕也受到限制,一个人忍耐不了,中途溜走;也有些人一面抱怨牢骚,一面受完戒期。而我认为这些都是老师的大慈大悲,所以带着感恩的心情,“想当然耳”地度过了五十二个难忘的日子。
十九岁那年,我到焦山佛学院念书。记得有一位教授曾有意推荐我进教育学院读书,我兴高采烈地向家师禀告,却遭来一顿责骂:“混蛋!佛教教育都没有读好,还要到外面去受什么社会教育!”
后来,虽然家师送另一名师弟去教育学院念书,但是我心里一点也没有不平之感,只觉得“这是当然的”!过了几年以后,师弟离开了佛教,我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家师对我的殷切期望,因此更将学习中的一切磨炼都视为“当然的”过程。有“当然”的感受,是多么的美妙啊!
那时,焦山佛学院的院长是雪烦和尚。在校期间,他从来没有和我讲过一句话,看到我时,也总是两只眼睛炯炯如炬地朝着我看。有人说:他老是在瞪我,我却觉得他不是恶意的,即使如此,我也认为这是“当然的”——在学习阶段,自己一无所知,有什么资格要求师长对我们好呢?或许因为我对他恭敬一如,后来他说,这么多学生当中,最欣赏的就是我。我自觉一无长才,在受宠若惊之余,细细回想往事,很庆幸自己在一开始时,就能“想当然耳”地在无情无理的教育中茁壮成长。
十余年后,我邀真华法师为《觉世》撰稿“参学琐谈”,文中对于参学的道场表示很多不满的意见,其实这些人、事、地,我也通通经历过,只是那时都觉得“这是当然的”,所以未曾觉得不好,也让我在觉得“当然”中感到没有什么不平,因那些是教育啊!
十年的参学生涯瞬间即过,后来,我也从事教书工作,由大陆来到台湾,从小学校长到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从佛教学院教师到大专院校教授,从讲授佛学到教导国文,从教人唱诵到指导写作,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学生的顽强中熬炼自己的耐性与慈悲,“想当然耳”地调适自己的教学方式与授课心态,以求契理契机,如今可说是驾轻就熟。曾有人问我多年来的执教心得,我觉得学生固然应该接受,老师也必须改进,彼此都要从容忍受教中教学相长,如果能从最初的不以为然到最后的“一切想当然耳”,就是一种进步,就是一种成功了。
深感凡事如果都自认有理者,就不易成长。在过去,有老师耳提面命地教我,如今弟子、信徒有时也会不吝“指教”,对于这些,我都“想当然耳”地承受“教诲”,因为“吾爱尊严,但吾更爱真理”,在真理的面前,没有长幼之序,也没有尊卑之分。
直到现在,我还是一直以“一切都是当然的”来自我勉励,教育徒众。弟子中曾有人问我:“您教我们要‘想当然耳’地服膺真理,什么是真理呢?是现代的知识科技?是经典里的十二分教?”我觉得这些都是,但也都不是,因为真理不假外求,在自性中本自具足,最重要的是必须懂得尊重与包容,否则即使是读遍千经万论,学富五车,也不过是穷人数他宝,自欺欺人。一旦境界来临,还是照样被五欲尘劳所障碍迷惑,有时甚至铸成大错,还不自知。一切“当然”,那就能心境一如,物我两忘。
童年时,家境十分贫困,我的几位舅舅虽比较富裕,但也没有心力相助,我一直觉得这是“当然的”。后来我到人文荟萃的焦山念书,他们几次托我代买字画,然而却未曾给钱,我那时一贫如洗,但还是节衣缩食,将佛事□钱一点一滴地储存起来,依言代购。尽管后来母亲知道了,为我心疼不已,我还是认为给人方便、给人利用都是“当然的”。
别离乡里四十载后,我才得以与家人取得联系。亲戚们这时都来函要我寄美金给他们建房子,接着,又多少次向我索取电器用品。母亲获悉后,要我不必烦心,而我始终认为给人是表示自己富有,乃“当然”之事。所以,每次回大陆,我不但购物送给至亲好友,即使与自己稍有关系的老师、同参、学生、乡人,我都一一资助馈赠。
徒众常问我:“那个人这么坏,您为什么还要帮他呢?”因为我向来觉得宽以待己,严以待人不是当然的,忠厚恕道才是当然的,只要这个人对别人能有一点点好,即使于我薄情寡义,我还是想成就他。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名叫解仁保的邻居,曾经陷害家父入狱,后来一度失业,生活潦倒,母亲竟然不计前嫌,劝我乞求恩师为他觅职,我当时心中很不以为然,但基于母命难违,还是遵照行事。
古训有云:“姁之妪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在人海沉浮里,受苦受难、委屈冤枉都是“当然的”,惟有坚持信念,我们才可以随遇而安,随缘生活,随喜而作,随心而住,为自己找出通路。在这个世上,给人欢喜,给人信心也都是“当然的”,只有抱定这种决心,我们才能够不计得失,无视荣辱,尽其在我,为所当为,一切皆“当然”耳。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