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比较,不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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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李志奇、李志希双胞兄弟曾透过周志敏女士,向我索取毛笔字,我信手拈来,在宣纸上写下“不比较,不计较”。后来他们在影艺界相互合作,彼此提携,传为佳话。一名弟子曾问我:“您当初怎么想到这样的句子呢?”我反问他:“人生种种烦恼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只见他沉思片刻说道:“比较和计较。”
的确,人的烦恼无明都是从“比较、计较”而来:襁褓期间,婴儿运用触觉,“比较”谁的疼爱多,借着哭声表达自己的“计较”;上学读书时,又“比较”谁的分数高,“计较”老师是否偏心;踏人社会以后,则“比较”谁的待遇好,“计较”老板是否公平;即使父母去世了,还要“比较”谁的财产分得多,“计较”遗嘱是否公正。有了“比较、计较”,一切的分别于焉而起,纷争也应运而生。像古来兄弟反目乃至骨肉相残的惨剧,著称者如七国之争、八王之乱等等,莫不是由“比较、计较”而引起。
童年时,父母经常外出,我虽上有兄姐,下有弟弟,但目睹家事无人料理,便自动负起洒扫烹煮的责任,并且包办一切采购事宜,由于我不比较工作多寡,不计较事务繁杂,八九岁时就“多能鄙事”,从中学习权宜轻重的掌握,对于日后的做人处事助益甚大。
十二岁披剃出家后,到佛教学院读书,当时的生活十分清苦,我不曾穿过新衣,都是捡别人往生后的衣服穿;也不曾饱食一餐,半个月才有一次米饭可吃,汤内无油、无菜,清清如水。在偌大的道场里,人多事繁,冤枉、委屈在所难免,而封闭、棒喝又是当时丛林教育的特色。十年的参学生涯瞬目即过,许多人半途而废,我却将一切磨炼视为“当然”的训练,“不比较”人我是非,“不计较”待遇好坏,因此得以安心修道,自觉法喜充满。
古德云:“至道无难,惟嫌拣择。”年少时读到这句话时,还不能体悟深意,于今回想当年种种,深感所言不虚!反观现代青年之所以难以人道,不外凡事讲究情理,所以别人一句难听的话语,一个难看的脸色,就嗔火中烧,闷闷不乐,道心既缺,遑论成就事业。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情应该是体谅别人,委曲求全;真正的理应该是讲求实务,顾全大局。我们惟有抱持“不比较、不计较”的态度待人处事,才能允执厥中,得其所在。
从焦山佛学院结业以后,家师志开上人有意让我回到栖霞山寺担任知客,当时自忖此地是我披剃所在,知客是四大纲领之一,于公,我应饮水思源,报答深恩;于己,我也乐意担当,自我考验,所以欣然承命。没想到后来常住却将我派往禅堂当“维那”,这非我所长,但我也“不比较”职位大小,“不计较”工作难易,欢喜赴任,老实参学。在这里我获得许多宝贵的实务经验,使我无论在坐禅的体验上,或在规矩的了解上,都有更深一层的领悟。后来我经常劝勉徒众应该自许为一颗“活棋”,以“不比较、不计较”的精神,随常住的调派,多方学习,养深积厚,定有所成。
一九四九年,我随僧伽救护队渡海来台,几番转折之后,总算在中坜落脚。为了感谢寺院的收留,我发心工作以为报答,不料却引起他人的疑忌。遇有难做的事情,一些同道总是在一旁说风凉话:“这个让星云去做,他比较有力气!”记得我常常工作到晕眩呕吐,全身虚脱,但是惟恐耽误寺务,所以往往忍耐苦楚,咬紧牙根,接做余事。后来,承住持妙果老和尚赏识,不但经常带我到各地弘法,还有意介绍寺院交给我管理,但我志不在高位,故予以婉拒。至今想来,什么是星云的力气?不过是“不比较”别人的闲话,“不计较”工作的辛劳,所以才能力行不懈,一鼓作气。
一九五一年,我应聘至新竹青草湖,从事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工作。记得有一天,一位同道从外面回来,神色仓皇地嚷着:“不得了啦!现在外省人做住持的竟然有二十人之多!”我听了觉得欣喜万分,高兴地说道:“太好了!他们在各地建寺,我们往后到哪里都有饭可吃,有寺可住了!”“不比较”成就高低,“不计较”拥有多少,抱持共存共荣的胸怀,何时何地不是光风霁月?后来他在新加坡建设养老院时,向我化缘,虽然当时佛光山正是草莱初辟,经济十分拮据,想到他在异邦嘉惠他人,难能可贵,我仍然为筹善款,乐见其成。
同年,我应东初法师之邀,编辑《人生月刊》。此后六年当中,不但义务写稿补白,总包一切编务杂事,还倒贴邮费、车资。尽管如此,我“不曾比较”有无名分,也“未尝计较”工作繁剧,自觉在当时佛教凋零之际,能担当文教重任,将佛法传递十方,其意义实在非比寻常!后来,在杂志一角将我列为“督印人”,虽名实不符,但也无所“计较”了。再后来,报章杂志、广播电台纷纷邀我撰文,我都一概不收稿费。五十年来,目睹佛法由衰微到兴盛,不知度化了多少迷失的众生,不禁感到世间一切有非真有,无亦非无,惟有“不比较、不计较”,才能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时空之中,为世间留下永恒的贡献。
“不计较”贫富、“不计较”有无都还算容易,最困难的是面对得失毁誉,仍能一本初衷,如如不动。民国初年,仁山长老追随太虚大师革新佛教,以“大闹金山寺”事件闻名遐迩。有一回到马来西亚弘法,一位法师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竟然向他说:“您认不认识金山寺一个叫仁山的地狱种子,他造下无边罪业,恐怕将来只有在第十九层地狱才找得到他!”仁山长老当下供养这名法师两枚银元,并且说:“您刚才开示得很对!”言罢潇洒而去。对他而言,革新佛教乃势在必行,但对于别人的言行,则不必斤斤“计较”。
当时,大醒法师也是太虚大师的高足之一,他因为办理《现代僧伽杂志》,大肆批评旧僧制度而饱受非议。一天,他到苏州灵岩山寺拜谒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一见面就愤愤地责备:“你是在造口业啊!”为了纪念印光大师的开示,他回去以后即刻将杂志内的文章结集成书,订名为《口业集》,这无非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说明自己是在为佛教的前途而勇于建言,而不是在私人的荣利上“比较、计较”!
太虚大师则在他的文章《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中,道尽佛教积弊难返的情况,字里行间却没有半点比较的怨尤,没有丝毫计较的愤慨。年少时耳闻前贤大德的为教热忱,只觉得正气凛然,钦服不已,直至自己来台以后从事种种改革时,才感到大不易也!
当年台湾民风保守,耶教盛行,而且正值戒严时期,言行有些许开放,佛教有稍许改革,均足以惊世骇俗,小至出家人戴手表、用钢笔、坐车子都会备受指摘。而我却教导学生打篮球、组织青年成立佛教歌咏队,因此更是被人视为异端,饱受恐吓。从到处弘法布教,被警察人员频频监视,到大胆启用言论开放的学者讲课,被有关当局连番调查……乃至不实的毁谤连番而至,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愤难平,然而念及佛教的未来,心中又顿生动力,奋勇向前。如今我冲破种种难关,回想过去种种,深感成功之道无他,只要凡事往大处、远处着想,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比较、计较”,当因缘成熟时,自然水到渠成,一切现前。
新观念的建立固然耗时费事,新方式的推展也必须拥有“不比较”辛劳、“不计较错误”的雅量,才不至前功尽弃。一九五八年,台湾电影界首次开拍《释迦传》时邀我当顾问,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但当时缺乏经验,只知助成好事,没有细看脚本,没想到演出后因剧情不当,引起轩然大波,不但台湾的信徒们纷纷来到三重市新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向我谩骂,扬言要捣毁办公的地方,甚至到马来西亚上映时,当地僧侣也聚集在戏院门口静坐抗议,在台湾的我当然也连带受责。尽管知情者为我叫屈,但我未尝以只字词组怪罪电影制作单位,因为我总认为,佛教电影化在刚开始时难免有各种缺点,必须有人担当责难,否则因噎废食,阻碍了佛教的进步,岂不枉哉!后来游娟女士在台视制作《佛祖传》连续剧,也是因为以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为蓝本,而让我再度遭受无妄之灾,但我觉得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只是过程,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善。所以只有自己含垢忍辱,“不予计较”。果真,现在制作的佛教影片不是越来越进步了吗?
三年前,勾峰先生将我撰写的《玉琳国师》改编成《再世情缘》剧本在中视上演,不但轰动岛内外,而且度化了影片的男女主角、工作人员,乃至许多电视观众此片皈依佛教。记得二十多年前,《玉琳国师》在空军电台以文艺小说播出时,教界乏人认同,直至今日,大家才日益肯定声光化电对弘扬佛教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不是很好的事吗?
一九九四年的一日午后,周游女士来电表示想来拜访我,没想到见面时,她已经带了一组摄影队来到现场,并且要我为她新制作的连续剧《唐太宗》说几句好话。我一向不逆人意,虽然心中不悦,明知此举将遭到议论,依然勉为其难,满人所愿。后来片头上演后,多少通电话、多少封来信交相指责。但由于这个因缘,佛教得到更开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度化更多的民众。所以,凡事无法尽如人意,如果只是在枝末细节上“比较、计较”,不惟因此蹉跎光阴,也往往错过良机,倒不如直下承担,忍辱负重。
四十年前刚到宜兰弘法时,为了化导顽强的民众,也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像林松年每次进我的寮房,总是踢门而入,怒言相向;熊岫云一向以知识分子自诩,在他伯父的劝诱下前来宜兰念佛会听我讲经,刚开始时也都是双手抱胸,一副倨傲怀疑的模样。我当时自忖来到一个新地方,必定会有新的挑战,但对于个人有利与否,我“不想比较、计较”,唯愿在自己的岗位上成就大众,所以仍以平常心来待人处事,后来他们都成为最忠实的佛教护法者,而我也从此没有离开过宜兰。
俗语说:“同行相轻。”但我的同道中,却不乏互相提携的善友,其中煮云法师是我在栖霞佛学院的同学,因为我们彼此“不比较,不计较”,所以成为莫逆之交。记得一九五三年在宜兰念佛会,一位老居士对我说:二月份煮云法师要到高雄凤山,但他很喜欢在宜兰弘法,希望我能和他调换。我想到大家同学一场,所以欣然答应,没想到后来煮云法师从花莲经台东来到凤山时,受到当地信徒的盛大欢迎,于是就在当地落脚。
一九六四年,我在寿山寺创立佛学院,特邀煮云法师前来授课。他每次来,信徒供养的水果、从报摊上买来的杂志都放在桌上,甚至厨房里好一点的菜,总是先被他的弟子收去给他。我的弟子三番两次和我抱怨,我都和他们说:“煮师和我数十年的交情,如今他不嫌弃和我同住,我没什么好供养他,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
同道们都称煮老为“上、中、前”的法师,因为他每次用餐时习惯坐在“上”位,照相时喜欢坐在“中”间,走路时自动走在“前”面,唯独外出买车票付钱时,他一定“后”退,由我付钱。次数一多,我的弟子又发出不满的声音,我经常告诉他们:“钱就是要拿来用的,不劳你们为我担心!”
煮云法师对我很好。有位同道多少次背后说我的坏话,从中挑拨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不是哈哈一笑,就是为我说好话。我们相知相惜,直到他往生为止。
一九五五年,我着手筹建高雄佛教堂,没想到从开工伊始,人为纷争即不断发生。我一生做事,觉得完成使命才是重点,从未在利上和人“比较、计较”,所以一落成以后,便交给我过去的师长月基法师主持。
后来,我以此为据点,创建寿山寺,开辟佛光山,在岛内外发展一百多个佛教事业单位。回想来台四十年,之所以能为佛教做这么多的事,不在于我有智慧、有能力,而是跟随我的弟子也都与我一样,具有“不比较,不计较”的性格,大家分工合作,集体创作,所以能集思广益,众志成城。
于今我云游世界讲经说法,海外华人问我应如何出人头地时,我总是以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不要只在私利上“比较、计较”,而应抱持“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融入当地社会,努力奉献服务,和大家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在大自然的世界里,树木因为承受风吹雨打,所以浓荫密布,众鸟栖息;海水因为不辞百川,所以宽广深邃,水族群集。人,也唯有秉持“不比较,不计较”的胸怀,才能涵容万物,罗致十方。在佛教里,禅门所谓的“不思善,不思恶”,正是要我们不在表相上分别“比较”;《心经》所说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也是要我们不在外境上执著“计较”。唯有超越对待,我们才能和虚空一样,随缘自在,任性逍遥。
(一九九六年九月)
十年前,李志奇、李志希双胞兄弟曾透过周志敏女士,向我索取毛笔字,我信手拈来,在宣纸上写下“不比较,不计较”。后来他们在影艺界相互合作,彼此提携,传为佳话。一名弟子曾问我:“您当初怎么想到这样的句子呢?”我反问他:“人生种种烦恼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只见他沉思片刻说道:“比较和计较。”
的确,人的烦恼无明都是从“比较、计较”而来:襁褓期间,婴儿运用触觉,“比较”谁的疼爱多,借着哭声表达自己的“计较”;上学读书时,又“比较”谁的分数高,“计较”老师是否偏心;踏人社会以后,则“比较”谁的待遇好,“计较”老板是否公平;即使父母去世了,还要“比较”谁的财产分得多,“计较”遗嘱是否公正。有了“比较、计较”,一切的分别于焉而起,纷争也应运而生。像古来兄弟反目乃至骨肉相残的惨剧,著称者如七国之争、八王之乱等等,莫不是由“比较、计较”而引起。
童年时,父母经常外出,我虽上有兄姐,下有弟弟,但目睹家事无人料理,便自动负起洒扫烹煮的责任,并且包办一切采购事宜,由于我不比较工作多寡,不计较事务繁杂,八九岁时就“多能鄙事”,从中学习权宜轻重的掌握,对于日后的做人处事助益甚大。
十二岁披剃出家后,到佛教学院读书,当时的生活十分清苦,我不曾穿过新衣,都是捡别人往生后的衣服穿;也不曾饱食一餐,半个月才有一次米饭可吃,汤内无油、无菜,清清如水。在偌大的道场里,人多事繁,冤枉、委屈在所难免,而封闭、棒喝又是当时丛林教育的特色。十年的参学生涯瞬目即过,许多人半途而废,我却将一切磨炼视为“当然”的训练,“不比较”人我是非,“不计较”待遇好坏,因此得以安心修道,自觉法喜充满。
古德云:“至道无难,惟嫌拣择。”年少时读到这句话时,还不能体悟深意,于今回想当年种种,深感所言不虚!反观现代青年之所以难以人道,不外凡事讲究情理,所以别人一句难听的话语,一个难看的脸色,就嗔火中烧,闷闷不乐,道心既缺,遑论成就事业。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情应该是体谅别人,委曲求全;真正的理应该是讲求实务,顾全大局。我们惟有抱持“不比较、不计较”的态度待人处事,才能允执厥中,得其所在。
从焦山佛学院结业以后,家师志开上人有意让我回到栖霞山寺担任知客,当时自忖此地是我披剃所在,知客是四大纲领之一,于公,我应饮水思源,报答深恩;于己,我也乐意担当,自我考验,所以欣然承命。没想到后来常住却将我派往禅堂当“维那”,这非我所长,但我也“不比较”职位大小,“不计较”工作难易,欢喜赴任,老实参学。在这里我获得许多宝贵的实务经验,使我无论在坐禅的体验上,或在规矩的了解上,都有更深一层的领悟。后来我经常劝勉徒众应该自许为一颗“活棋”,以“不比较、不计较”的精神,随常住的调派,多方学习,养深积厚,定有所成。
一九四九年,我随僧伽救护队渡海来台,几番转折之后,总算在中坜落脚。为了感谢寺院的收留,我发心工作以为报答,不料却引起他人的疑忌。遇有难做的事情,一些同道总是在一旁说风凉话:“这个让星云去做,他比较有力气!”记得我常常工作到晕眩呕吐,全身虚脱,但是惟恐耽误寺务,所以往往忍耐苦楚,咬紧牙根,接做余事。后来,承住持妙果老和尚赏识,不但经常带我到各地弘法,还有意介绍寺院交给我管理,但我志不在高位,故予以婉拒。至今想来,什么是星云的力气?不过是“不比较”别人的闲话,“不计较”工作的辛劳,所以才能力行不懈,一鼓作气。
一九五一年,我应聘至新竹青草湖,从事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工作。记得有一天,一位同道从外面回来,神色仓皇地嚷着:“不得了啦!现在外省人做住持的竟然有二十人之多!”我听了觉得欣喜万分,高兴地说道:“太好了!他们在各地建寺,我们往后到哪里都有饭可吃,有寺可住了!”“不比较”成就高低,“不计较”拥有多少,抱持共存共荣的胸怀,何时何地不是光风霁月?后来他在新加坡建设养老院时,向我化缘,虽然当时佛光山正是草莱初辟,经济十分拮据,想到他在异邦嘉惠他人,难能可贵,我仍然为筹善款,乐见其成。
同年,我应东初法师之邀,编辑《人生月刊》。此后六年当中,不但义务写稿补白,总包一切编务杂事,还倒贴邮费、车资。尽管如此,我“不曾比较”有无名分,也“未尝计较”工作繁剧,自觉在当时佛教凋零之际,能担当文教重任,将佛法传递十方,其意义实在非比寻常!后来,在杂志一角将我列为“督印人”,虽名实不符,但也无所“计较”了。再后来,报章杂志、广播电台纷纷邀我撰文,我都一概不收稿费。五十年来,目睹佛法由衰微到兴盛,不知度化了多少迷失的众生,不禁感到世间一切有非真有,无亦非无,惟有“不比较、不计较”,才能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时空之中,为世间留下永恒的贡献。
“不计较”贫富、“不计较”有无都还算容易,最困难的是面对得失毁誉,仍能一本初衷,如如不动。民国初年,仁山长老追随太虚大师革新佛教,以“大闹金山寺”事件闻名遐迩。有一回到马来西亚弘法,一位法师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竟然向他说:“您认不认识金山寺一个叫仁山的地狱种子,他造下无边罪业,恐怕将来只有在第十九层地狱才找得到他!”仁山长老当下供养这名法师两枚银元,并且说:“您刚才开示得很对!”言罢潇洒而去。对他而言,革新佛教乃势在必行,但对于别人的言行,则不必斤斤“计较”。
当时,大醒法师也是太虚大师的高足之一,他因为办理《现代僧伽杂志》,大肆批评旧僧制度而饱受非议。一天,他到苏州灵岩山寺拜谒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一见面就愤愤地责备:“你是在造口业啊!”为了纪念印光大师的开示,他回去以后即刻将杂志内的文章结集成书,订名为《口业集》,这无非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说明自己是在为佛教的前途而勇于建言,而不是在私人的荣利上“比较、计较”!
太虚大师则在他的文章《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中,道尽佛教积弊难返的情况,字里行间却没有半点比较的怨尤,没有丝毫计较的愤慨。年少时耳闻前贤大德的为教热忱,只觉得正气凛然,钦服不已,直至自己来台以后从事种种改革时,才感到大不易也!
当年台湾民风保守,耶教盛行,而且正值戒严时期,言行有些许开放,佛教有稍许改革,均足以惊世骇俗,小至出家人戴手表、用钢笔、坐车子都会备受指摘。而我却教导学生打篮球、组织青年成立佛教歌咏队,因此更是被人视为异端,饱受恐吓。从到处弘法布教,被警察人员频频监视,到大胆启用言论开放的学者讲课,被有关当局连番调查……乃至不实的毁谤连番而至,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愤难平,然而念及佛教的未来,心中又顿生动力,奋勇向前。如今我冲破种种难关,回想过去种种,深感成功之道无他,只要凡事往大处、远处着想,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比较、计较”,当因缘成熟时,自然水到渠成,一切现前。
新观念的建立固然耗时费事,新方式的推展也必须拥有“不比较”辛劳、“不计较错误”的雅量,才不至前功尽弃。一九五八年,台湾电影界首次开拍《释迦传》时邀我当顾问,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但当时缺乏经验,只知助成好事,没有细看脚本,没想到演出后因剧情不当,引起轩然大波,不但台湾的信徒们纷纷来到三重市新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向我谩骂,扬言要捣毁办公的地方,甚至到马来西亚上映时,当地僧侣也聚集在戏院门口静坐抗议,在台湾的我当然也连带受责。尽管知情者为我叫屈,但我未尝以只字词组怪罪电影制作单位,因为我总认为,佛教电影化在刚开始时难免有各种缺点,必须有人担当责难,否则因噎废食,阻碍了佛教的进步,岂不枉哉!后来游娟女士在台视制作《佛祖传》连续剧,也是因为以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为蓝本,而让我再度遭受无妄之灾,但我觉得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只是过程,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善。所以只有自己含垢忍辱,“不予计较”。果真,现在制作的佛教影片不是越来越进步了吗?
三年前,勾峰先生将我撰写的《玉琳国师》改编成《再世情缘》剧本在中视上演,不但轰动岛内外,而且度化了影片的男女主角、工作人员,乃至许多电视观众此片皈依佛教。记得二十多年前,《玉琳国师》在空军电台以文艺小说播出时,教界乏人认同,直至今日,大家才日益肯定声光化电对弘扬佛教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不是很好的事吗?
一九九四年的一日午后,周游女士来电表示想来拜访我,没想到见面时,她已经带了一组摄影队来到现场,并且要我为她新制作的连续剧《唐太宗》说几句好话。我一向不逆人意,虽然心中不悦,明知此举将遭到议论,依然勉为其难,满人所愿。后来片头上演后,多少通电话、多少封来信交相指责。但由于这个因缘,佛教得到更开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度化更多的民众。所以,凡事无法尽如人意,如果只是在枝末细节上“比较、计较”,不惟因此蹉跎光阴,也往往错过良机,倒不如直下承担,忍辱负重。
四十年前刚到宜兰弘法时,为了化导顽强的民众,也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像林松年每次进我的寮房,总是踢门而入,怒言相向;熊岫云一向以知识分子自诩,在他伯父的劝诱下前来宜兰念佛会听我讲经,刚开始时也都是双手抱胸,一副倨傲怀疑的模样。我当时自忖来到一个新地方,必定会有新的挑战,但对于个人有利与否,我“不想比较、计较”,唯愿在自己的岗位上成就大众,所以仍以平常心来待人处事,后来他们都成为最忠实的佛教护法者,而我也从此没有离开过宜兰。
俗语说:“同行相轻。”但我的同道中,却不乏互相提携的善友,其中煮云法师是我在栖霞佛学院的同学,因为我们彼此“不比较,不计较”,所以成为莫逆之交。记得一九五三年在宜兰念佛会,一位老居士对我说:二月份煮云法师要到高雄凤山,但他很喜欢在宜兰弘法,希望我能和他调换。我想到大家同学一场,所以欣然答应,没想到后来煮云法师从花莲经台东来到凤山时,受到当地信徒的盛大欢迎,于是就在当地落脚。
一九六四年,我在寿山寺创立佛学院,特邀煮云法师前来授课。他每次来,信徒供养的水果、从报摊上买来的杂志都放在桌上,甚至厨房里好一点的菜,总是先被他的弟子收去给他。我的弟子三番两次和我抱怨,我都和他们说:“煮师和我数十年的交情,如今他不嫌弃和我同住,我没什么好供养他,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
同道们都称煮老为“上、中、前”的法师,因为他每次用餐时习惯坐在“上”位,照相时喜欢坐在“中”间,走路时自动走在“前”面,唯独外出买车票付钱时,他一定“后”退,由我付钱。次数一多,我的弟子又发出不满的声音,我经常告诉他们:“钱就是要拿来用的,不劳你们为我担心!”
煮云法师对我很好。有位同道多少次背后说我的坏话,从中挑拨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不是哈哈一笑,就是为我说好话。我们相知相惜,直到他往生为止。
一九五五年,我着手筹建高雄佛教堂,没想到从开工伊始,人为纷争即不断发生。我一生做事,觉得完成使命才是重点,从未在利上和人“比较、计较”,所以一落成以后,便交给我过去的师长月基法师主持。
后来,我以此为据点,创建寿山寺,开辟佛光山,在岛内外发展一百多个佛教事业单位。回想来台四十年,之所以能为佛教做这么多的事,不在于我有智慧、有能力,而是跟随我的弟子也都与我一样,具有“不比较,不计较”的性格,大家分工合作,集体创作,所以能集思广益,众志成城。
于今我云游世界讲经说法,海外华人问我应如何出人头地时,我总是以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不要只在私利上“比较、计较”,而应抱持“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融入当地社会,努力奉献服务,和大家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在大自然的世界里,树木因为承受风吹雨打,所以浓荫密布,众鸟栖息;海水因为不辞百川,所以宽广深邃,水族群集。人,也唯有秉持“不比较,不计较”的胸怀,才能涵容万物,罗致十方。在佛教里,禅门所谓的“不思善,不思恶”,正是要我们不在表相上分别“比较”;《心经》所说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也是要我们不在外境上执著“计较”。唯有超越对待,我们才能和虚空一样,随缘自在,任性逍遥。
(一九九六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