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城里教师对贫困学生的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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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媳妇跟我和孙大元、老刘老师说:“茅草坪村小学的学生非常忠厚纯朴,但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明显被高山大川阻隔了,与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有断代,他们对飞机、高铁、地铁、轮船、咖啡、肯德基、麦当劳等城里孩子司空见惯的东西竟然没有感观上的印象,不知道是什么。绝大多数孩子都没到过市里,最远的只到过乡上的集市。只有让孩子们了解山外的世界,才能激发他们树立起走出大荒山的理想。”
孙大元说:“的确如此,山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没有见过世面,小学里的六位老师,年纪都比较大了,知识结构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教学理念落后,但师范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也不愿意到条件这么艰苦的地方来,即便强行分来了,也未必能安心教书。今天听了市一中的各位老师的授课,我自己都感到惭愧,我们平时就是照本宣科,按照课本内容领着学生读一遍,不懂的再讲讲,脱开课本延伸少,与学生互动少,甚至有个别老师,课本上的知识自己都没搞懂。”
我问孙大元:“茅草坪村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多孩子不多?”
孙大元说:“不多,一年就一两个吧,茅草坪村的大学生搬起手指都数得过来。”
市一中的冯老师说:“我也是农民的孩子,像我们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的孩子人,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通过刻苦学习,考上中专或大学,跳出农门,变身成城里人,获得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端上铁饭碗。我老家那个村,考上中专的有几十人,这些人出来后,有非常好的标杆和示范作用,他们自觉带动兄弟姐妹努力学习,其次还带动亲戚朋友、以及村里其他年轻人,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这些人在城市安家立业后,有的给没考上中专和大学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联系到了合适的工作,有的把父母接到城里来生活养老,架起了城市和乡村交流的桥。”
我点了点头,说:“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考大学已经不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了。很多地方,到城市里打工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非常多了。但我特别关注了一下,茅草坪村在外面打工的人都还不多。由此可见,开阔眼见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放学后,我和孙大元、老刘老师带领市一中的老师们,走访三户有孩子上学的贫困户。
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茅草坪村二组六年级学生马国粉的家。马国粉是贫困户,她家的房子在这次危房改造过程中进行了维修加固,解决了有安全住房的问题。屋里的土墙并不平整,但是用石灰抹白了。堂屋一个角落里的一张又脏又黑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屋里没有沙发,只有几条沾满灰尘的长木板凳。窄小的院子中间,用红砖砌了一面一米多高的隔墙,把牲畜和人居简单地分开。三只黑毛小猪在隔墙那边的泥地上卧着。七八只大小不一的土鸡,早已翻过隔墙,在隔墙这边的院子里觅食。马国粉的父亲前年去世了,她母亲带着她和她七十八岁的奶奶一起生活。我们走进马国粉家时,只有她奶奶在圈里喂猪。
老刘老师赶紧到地里去叫马国粉和她母亲。不一会儿,马国粉和她母亲各自背着一篮子青草回家来。马国粉和她母亲放下青草,顾不得擦额头上的汗水,赶忙拉长木板凳让我们坐。
我媳妇拿出一套新衣服,向马国粉招手,马国粉不知所措地站着,看了看她母亲,又看了看老刘老师。老刘老师说:“马国粉,还不谢谢阿姨。”马国粉这才跑过来,从我媳妇手里接过新衣服,大声说:“谢谢阿姨。”
马国粉的母亲给我介绍她家的情况:“”
马国粉的母亲告诉我们:“马国粉的父亲是得肝病死的,为了给他治病,家里欠了一万多元钱,没钱医治,只得放弃治疗,回到家里等死。为安葬马国粉的父亲,家里又借了几千元。去年好不容易喂养大了四头肥猪,谁知还没等到卖钱,就得瘟病全部死了。”
老刘老师介绍说:“马国粉平时学习认真刻苦、听话懂事,学习成绩中等偏上。放学回家后就跟妈妈一起干活。周末就上山放羊。算家里的小半个劳动力了。家里已经连续两年没杀年猪了。”
市一中的老师们都很同情马国粉一家。我媳妇带头,掏出200元钱,其他几个老师也都跟着,为马国粉捐款1000元。
我们来到三组贫困学生王吉伟家。王吉伟是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上四年级,头发有点长,有点乱,牙齿有点黄,脸有点黑,穿着没纽扣的灰布衣服,脏兮兮的肚皮露在外面。裤子大腿处有一个破洞,脚上的脱鞋张了嘴,大脚指露了出来。王吉伟的母亲有智力障碍,生活勉强能自理,干不了其他家务活。王吉伟的父亲四十多岁,有哮喘病,干不了重的农活。王吉伟的爷爷奶奶年纪都在75岁以上了。王吉伟反应较慢,上课比较调皮,不能专心听讲,学习的自觉性差,不按时完成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学习成绩一般。市一中的老师们把一套新衣服发给王吉伟,同样为他捐了1000元的款。王吉伟的爷爷奶奶拉着我媳妇的手,千恩万谢。
我们顺着石板路,来到贫困学生黄元荣家,进到屋里,黄元荣和他父亲,以及他五岁的弟弟正在转坐在堂屋里的一张八仙桌前吃饭。我们走近一看,吃的是苞谷稀饭。大半盆子黄澄澄的苞谷稀饭摆在桌子中央,旁边放着小半碗盐,还有几个烤黄的干辣椒。黄元荣和他的小弟弟吃两口苞谷稀饭,就用筷子蘸一下盐,放到苞谷稀饭里调味。黄元荣的父亲吃几口稀饭,就挟一根烤黄的干辣椒,咬一口。因为家庭贫困,生活艰辛,看不到一点儿希望,两年前黄元荣的母亲抛弃他爷仨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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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媳妇跟我和孙大元、老刘老师说:“茅草坪村小学的学生非常忠厚纯朴,但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明显被高山大川阻隔了,与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有断代,他们对飞机、高铁、地铁、轮船、咖啡、肯德基、麦当劳等城里孩子司空见惯的东西竟然没有感观上的印象,不知道是什么。绝大多数孩子都没到过市里,最远的只到过乡上的集市。只有让孩子们了解山外的世界,才能激发他们树立起走出大荒山的理想。”
孙大元说:“的确如此,山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没有见过世面,小学里的六位老师,年纪都比较大了,知识结构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教学理念落后,但师范院校毕业的年轻教师也不愿意到条件这么艰苦的地方来,即便强行分来了,也未必能安心教书。今天听了市一中的各位老师的授课,我自己都感到惭愧,我们平时就是照本宣科,按照课本内容领着学生读一遍,不懂的再讲讲,脱开课本延伸少,与学生互动少,甚至有个别老师,课本上的知识自己都没搞懂。”
我问孙大元:“茅草坪村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多孩子不多?”
孙大元说:“不多,一年就一两个吧,茅草坪村的大学生搬起手指都数得过来。”
市一中的冯老师说:“我也是农民的孩子,像我们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的孩子人,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通过刻苦学习,考上中专或大学,跳出农门,变身成城里人,获得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端上铁饭碗。我老家那个村,考上中专的有几十人,这些人出来后,有非常好的标杆和示范作用,他们自觉带动兄弟姐妹努力学习,其次还带动亲戚朋友、以及村里其他年轻人,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这些人在城市安家立业后,有的给没考上中专和大学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联系到了合适的工作,有的把父母接到城里来生活养老,架起了城市和乡村交流的桥。”
我点了点头,说:“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考大学已经不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了。很多地方,到城市里打工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非常多了。但我特别关注了一下,茅草坪村在外面打工的人都还不多。由此可见,开阔眼见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放学后,我和孙大元、老刘老师带领市一中的老师们,走访三户有孩子上学的贫困户。
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茅草坪村二组六年级学生马国粉的家。马国粉是贫困户,她家的房子在这次危房改造过程中进行了维修加固,解决了有安全住房的问题。屋里的土墙并不平整,但是用石灰抹白了。堂屋一个角落里的一张又脏又黑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屋里没有沙发,只有几条沾满灰尘的长木板凳。窄小的院子中间,用红砖砌了一面一米多高的隔墙,把牲畜和人居简单地分开。三只黑毛小猪在隔墙那边的泥地上卧着。七八只大小不一的土鸡,早已翻过隔墙,在隔墙这边的院子里觅食。马国粉的父亲前年去世了,她母亲带着她和她七十八岁的奶奶一起生活。我们走进马国粉家时,只有她奶奶在圈里喂猪。
老刘老师赶紧到地里去叫马国粉和她母亲。不一会儿,马国粉和她母亲各自背着一篮子青草回家来。马国粉和她母亲放下青草,顾不得擦额头上的汗水,赶忙拉长木板凳让我们坐。
我媳妇拿出一套新衣服,向马国粉招手,马国粉不知所措地站着,看了看她母亲,又看了看老刘老师。老刘老师说:“马国粉,还不谢谢阿姨。”马国粉这才跑过来,从我媳妇手里接过新衣服,大声说:“谢谢阿姨。”
马国粉的母亲给我介绍她家的情况:“”
马国粉的母亲告诉我们:“马国粉的父亲是得肝病死的,为了给他治病,家里欠了一万多元钱,没钱医治,只得放弃治疗,回到家里等死。为安葬马国粉的父亲,家里又借了几千元。去年好不容易喂养大了四头肥猪,谁知还没等到卖钱,就得瘟病全部死了。”
老刘老师介绍说:“马国粉平时学习认真刻苦、听话懂事,学习成绩中等偏上。放学回家后就跟妈妈一起干活。周末就上山放羊。算家里的小半个劳动力了。家里已经连续两年没杀年猪了。”
市一中的老师们都很同情马国粉一家。我媳妇带头,掏出200元钱,其他几个老师也都跟着,为马国粉捐款1000元。
我们来到三组贫困学生王吉伟家。王吉伟是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上四年级,头发有点长,有点乱,牙齿有点黄,脸有点黑,穿着没纽扣的灰布衣服,脏兮兮的肚皮露在外面。裤子大腿处有一个破洞,脚上的脱鞋张了嘴,大脚指露了出来。王吉伟的母亲有智力障碍,生活勉强能自理,干不了其他家务活。王吉伟的父亲四十多岁,有哮喘病,干不了重的农活。王吉伟的爷爷奶奶年纪都在75岁以上了。王吉伟反应较慢,上课比较调皮,不能专心听讲,学习的自觉性差,不按时完成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学习成绩一般。市一中的老师们把一套新衣服发给王吉伟,同样为他捐了1000元的款。王吉伟的爷爷奶奶拉着我媳妇的手,千恩万谢。
我们顺着石板路,来到贫困学生黄元荣家,进到屋里,黄元荣和他父亲,以及他五岁的弟弟正在转坐在堂屋里的一张八仙桌前吃饭。我们走近一看,吃的是苞谷稀饭。大半盆子黄澄澄的苞谷稀饭摆在桌子中央,旁边放着小半碗盐,还有几个烤黄的干辣椒。黄元荣和他的小弟弟吃两口苞谷稀饭,就用筷子蘸一下盐,放到苞谷稀饭里调味。黄元荣的父亲吃几口稀饭,就挟一根烤黄的干辣椒,咬一口。因为家庭贫困,生活艰辛,看不到一点儿希望,两年前黄元荣的母亲抛弃他爷仨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