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2章 刘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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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年11月27日,拓跋焘南下抵达朔方,也不等到平城,迫不及待地下诏授权太子:辅佐皇帝总管全国事务,统御文武百官。
诏书上还提到:“各功臣勤劳辛苦太久,一律保持原来的封爵,从官位上退休的,仍可出席朝廷会议,参加宫廷宴会,谈论治国之道,贡献良策,只是不再担任繁琐艰巨的职务,另外重新推举贤能人才,补充缺额。”
次年正月6日,拓跋晃正式总管全国文武百官,拓跋焘特别选派高级咨询官、立法院副总立法长穆寿,宰相崔浩,高级咨询官张黎、古弼,一起辅佐太子裁决民政,上书给太子时,一律称臣,用臣属的礼仪。
这几人都是北魏的肱骨之臣,足见拓跋焘对太子的厚望。
其中的古弼,为人忠厚谨慎,工作和生活都异常低调,但也有一次轰动全国,成了朝野上下的焦点。
因为游牧的传统,北魏对猎园一直有很大需求,上谷的皇家园林面积尤其广大,随着时代进步,严重妨碍国家发展,古弼打算削减一半赏赐给贫民,因而入宫晋见拓跋焘,准备当面奏请此事。
当时拓跋焘正与皇家稽查官刘树,全神贯注地下围棋,古弼一时不好打扰,就在帝边坐着等候,可是过了很久,棋局丝毫不结束,古弼几次欲言又止,郁闷到了极点,忽然大发脾气,跳起来抓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到床下,揪着他的耳朵,敲打他的后背,怒喊道:“朝政之所以不上轨道,都是你的罪过!”
事发突然,在场的侍女、太监和护卫们都懵了,拓跋焘也愣了一会儿,等回过神来,赶紧推开棋盘,制止他说:“不听报告,是我的错,刘树有何罪,快放了他!”
古弼余恨未消,气呼呼地说明来意,拓跋焘当即批准,古弼老脸一红,略带歉意地说:“为人臣属,竟无礼到这种程度,罪过太大。”
拓跋焘一笑置之,让他不必介怀,但古弼出宫后,越想越不对劲,还是赤着脚前往公车门,脱下冠帽,请求处分。
拓跋焘听说之后,赶紧召他入宫,当面宽慰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方便人民的事,应竭尽全力去做,不可有什么顾虑,快穿鞋戴帽,忙你的事。”
经此一事,古弼变得举国皆知,成了全民偶像,但他仍旧低调谦恭,深受拓跋焘的信赖,拓跋晃当然也很欣赏这样的人物。
诸如崔浩、古弼这些人,对拓跋晃的成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拓跋晃本身在为政方面也颇有天分,所以进步很快,在北魏太子群里,算得上是佼佼者,为了督促农民耕种,稳定国家根基,特别规定:“没有牛的农家,可以向有牛的农家借牛耕种,然后替有牛的农家耕田,作为回报,凡自耕22亩,就为牛主人代耕7亩,大概以这种比例计算;让农民在地头标出姓名,借以考察他们的勤惰,同时禁止人民饮酒和游戏。”
禁酒禁娱难免有扼杀天性之祸,但这些举措却让北魏的耕地面积爆涨数倍,粮食产量也翻了几番,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虽然北伐无功,但能注意到太子的潜力,似乎也是件好事,只是相比之下,恶事的影响更宽大一些。
拓跋焘这些年来已习惯了胜利,这一次讨伐柔然虽也算不上失败,但毕竟是和胜利完全扯不上边的,这对拓跋焘而言无疑是沉痛一击,拓跋焘在愤怒之下做了许多冲动的决定。
444年正月12日,拓跋焘下诏:“王公以下直到平民,凡私自在家供养佛教僧侣,或男女巫师,应全体送交官府,正月25日后,如果仍留家中,僧侣巫师处死,主人全家斩首。”
过了两天又下诏:“王公部长级官员以及国务官级官员的儿子,一律送到国立大学读书,工匠商人的儿子,应继承父兄的行业,不能私自设立学校读书,凡有违背者,教师处死,当事人全家斩首。”
这两项处罚措施可谓凶残之极,即便在噬杀的乱世环境下,都让人闻之色变。
受到崔浩的影响,拓跋焘对佛教没有半点好感,又听闻后赵时的种种,更对佛教产生抵触,但因此对佛教赶尽杀绝,似乎有些因咽废食的意味,佛教之所以在北方昌盛,与其教义等方方面面都脱不了干系,不能对其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无视其对社会的贡献。
可惜拓跋焘这种非彼即此的逻辑,不存在任何中庸的机会,怎么也解决不了宗教信仰这个复杂问题。
当然佛教旺盛的生命力,并没有因为拓跋焘的灭佛政策而完全消失,民间信佛的人仍旧不可胜数,长江以南则更加兴盛,未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壮观场面,更是把佛教推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比本土的儒教和道教还更灿烂。
除了残酷地屠杀异己和强行划分阶级,拓跋焘还下令彻查北伐失利的缘由,最后确定是因为中山王拓跋辰、京畿及全国部族总监薛辨、政府行政官奚眷等八个将领,未能按预定时间抵达目的地,才使得魏军丧失了剿灭柔然的良机,才使得大批官兵死于非命。
常言说罚不责众,但拓跋焘可不管那么多,把这八个将领全都绑到平城南郊斩首。
可是他发现并不解气,反而让心里更加堵得厉害,尤其当听说刘絜的作为,更让他怒火中烧,且悔恨不已。
眼见八个将领在自己的设计下死于旦夕,刘絜再接再厉,紧抓机会指控崔浩,认为大军再次劳而无功,崔浩的责任最大,应该受到军法惩治。
可惜他的挑拨之法未能奏效,拓跋焘当即回说:“都是因为各路将领不能如期会师,我自己碰上盗贼,又没有及时攻击,才使得贼人逃窜,崔浩有什么错?”
崔浩可不是软杮子,本来事不关己,不想与刘絜撕破脸皮,但刘絜率先发难,崔浩也不甘示弱,趁机向拓跋焘检举了刘絜假传圣旨一事,拓跋焘勃然大怒,抵达五原后,便逮捕了刘絜。
刘絜千算万算,终究犯了一般人都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太过自作多情,认为在皇帝面前,他的名望和实力足以和崔浩相提并论,却遗憾地发现,自己到底太嫩了。
拓跋焘出发时,刘絜还曾对亲信说:“如果皇上不能回来(战死或病死),我就拥护乐平王。”
当时政府右秘书长张嵩家里藏有预言书,刘絜秘密问他:“魏国之后,姓刘的应该称王,有没有我的名字?”
张嵩回说:“有姓无名。”
刘絜不大高兴,但还是执意剑走偏锋,直到锒铛入狱,终于醒悟过来,自己是有多蠢,才会动这种歪心思。
拓跋焘对刘絜事件十分关心,毕竟为此冤死了八位将领,情节极其严重,让主管机关穷追猛查之后,搜查到张嵩家,果然搜出预言书,审问过后,牵连到南康公狄邻,于是刘絜、张嵩和狄邻一律屠灭三族,处死一百多人,从刘絜抄家所获亿万钱之多,拓跋焘后来每次提到刘絜就恨得咬牙切齿。
还有一人虽没有受到直接处罚,但平白无故地蒙受冤屈,却有口莫辩,不到一个月时间,便郁郁而终。
他就是乐平王拓跋丕,刘絜的挡箭牌。
拓跋兄弟关系不错,可是当遇到这类敏感的问题,还是遭到巨大的挑战,拓跋焘虽未公然宣布拓跋丕的罪过,也没有实质的惩戒,但当拓跋丕死后,拓跋焘赏赐他的谥号就已说明一切——戾王。
(本章完)
443年11月27日,拓跋焘南下抵达朔方,也不等到平城,迫不及待地下诏授权太子:辅佐皇帝总管全国事务,统御文武百官。
诏书上还提到:“各功臣勤劳辛苦太久,一律保持原来的封爵,从官位上退休的,仍可出席朝廷会议,参加宫廷宴会,谈论治国之道,贡献良策,只是不再担任繁琐艰巨的职务,另外重新推举贤能人才,补充缺额。”
次年正月6日,拓跋晃正式总管全国文武百官,拓跋焘特别选派高级咨询官、立法院副总立法长穆寿,宰相崔浩,高级咨询官张黎、古弼,一起辅佐太子裁决民政,上书给太子时,一律称臣,用臣属的礼仪。
这几人都是北魏的肱骨之臣,足见拓跋焘对太子的厚望。
其中的古弼,为人忠厚谨慎,工作和生活都异常低调,但也有一次轰动全国,成了朝野上下的焦点。
因为游牧的传统,北魏对猎园一直有很大需求,上谷的皇家园林面积尤其广大,随着时代进步,严重妨碍国家发展,古弼打算削减一半赏赐给贫民,因而入宫晋见拓跋焘,准备当面奏请此事。
当时拓跋焘正与皇家稽查官刘树,全神贯注地下围棋,古弼一时不好打扰,就在帝边坐着等候,可是过了很久,棋局丝毫不结束,古弼几次欲言又止,郁闷到了极点,忽然大发脾气,跳起来抓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到床下,揪着他的耳朵,敲打他的后背,怒喊道:“朝政之所以不上轨道,都是你的罪过!”
事发突然,在场的侍女、太监和护卫们都懵了,拓跋焘也愣了一会儿,等回过神来,赶紧推开棋盘,制止他说:“不听报告,是我的错,刘树有何罪,快放了他!”
古弼余恨未消,气呼呼地说明来意,拓跋焘当即批准,古弼老脸一红,略带歉意地说:“为人臣属,竟无礼到这种程度,罪过太大。”
拓跋焘一笑置之,让他不必介怀,但古弼出宫后,越想越不对劲,还是赤着脚前往公车门,脱下冠帽,请求处分。
拓跋焘听说之后,赶紧召他入宫,当面宽慰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方便人民的事,应竭尽全力去做,不可有什么顾虑,快穿鞋戴帽,忙你的事。”
经此一事,古弼变得举国皆知,成了全民偶像,但他仍旧低调谦恭,深受拓跋焘的信赖,拓跋晃当然也很欣赏这样的人物。
诸如崔浩、古弼这些人,对拓跋晃的成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拓跋晃本身在为政方面也颇有天分,所以进步很快,在北魏太子群里,算得上是佼佼者,为了督促农民耕种,稳定国家根基,特别规定:“没有牛的农家,可以向有牛的农家借牛耕种,然后替有牛的农家耕田,作为回报,凡自耕22亩,就为牛主人代耕7亩,大概以这种比例计算;让农民在地头标出姓名,借以考察他们的勤惰,同时禁止人民饮酒和游戏。”
禁酒禁娱难免有扼杀天性之祸,但这些举措却让北魏的耕地面积爆涨数倍,粮食产量也翻了几番,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虽然北伐无功,但能注意到太子的潜力,似乎也是件好事,只是相比之下,恶事的影响更宽大一些。
拓跋焘这些年来已习惯了胜利,这一次讨伐柔然虽也算不上失败,但毕竟是和胜利完全扯不上边的,这对拓跋焘而言无疑是沉痛一击,拓跋焘在愤怒之下做了许多冲动的决定。
444年正月12日,拓跋焘下诏:“王公以下直到平民,凡私自在家供养佛教僧侣,或男女巫师,应全体送交官府,正月25日后,如果仍留家中,僧侣巫师处死,主人全家斩首。”
过了两天又下诏:“王公部长级官员以及国务官级官员的儿子,一律送到国立大学读书,工匠商人的儿子,应继承父兄的行业,不能私自设立学校读书,凡有违背者,教师处死,当事人全家斩首。”
这两项处罚措施可谓凶残之极,即便在噬杀的乱世环境下,都让人闻之色变。
受到崔浩的影响,拓跋焘对佛教没有半点好感,又听闻后赵时的种种,更对佛教产生抵触,但因此对佛教赶尽杀绝,似乎有些因咽废食的意味,佛教之所以在北方昌盛,与其教义等方方面面都脱不了干系,不能对其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无视其对社会的贡献。
可惜拓跋焘这种非彼即此的逻辑,不存在任何中庸的机会,怎么也解决不了宗教信仰这个复杂问题。
当然佛教旺盛的生命力,并没有因为拓跋焘的灭佛政策而完全消失,民间信佛的人仍旧不可胜数,长江以南则更加兴盛,未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壮观场面,更是把佛教推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比本土的儒教和道教还更灿烂。
除了残酷地屠杀异己和强行划分阶级,拓跋焘还下令彻查北伐失利的缘由,最后确定是因为中山王拓跋辰、京畿及全国部族总监薛辨、政府行政官奚眷等八个将领,未能按预定时间抵达目的地,才使得魏军丧失了剿灭柔然的良机,才使得大批官兵死于非命。
常言说罚不责众,但拓跋焘可不管那么多,把这八个将领全都绑到平城南郊斩首。
可是他发现并不解气,反而让心里更加堵得厉害,尤其当听说刘絜的作为,更让他怒火中烧,且悔恨不已。
眼见八个将领在自己的设计下死于旦夕,刘絜再接再厉,紧抓机会指控崔浩,认为大军再次劳而无功,崔浩的责任最大,应该受到军法惩治。
可惜他的挑拨之法未能奏效,拓跋焘当即回说:“都是因为各路将领不能如期会师,我自己碰上盗贼,又没有及时攻击,才使得贼人逃窜,崔浩有什么错?”
崔浩可不是软杮子,本来事不关己,不想与刘絜撕破脸皮,但刘絜率先发难,崔浩也不甘示弱,趁机向拓跋焘检举了刘絜假传圣旨一事,拓跋焘勃然大怒,抵达五原后,便逮捕了刘絜。
刘絜千算万算,终究犯了一般人都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太过自作多情,认为在皇帝面前,他的名望和实力足以和崔浩相提并论,却遗憾地发现,自己到底太嫩了。
拓跋焘出发时,刘絜还曾对亲信说:“如果皇上不能回来(战死或病死),我就拥护乐平王。”
当时政府右秘书长张嵩家里藏有预言书,刘絜秘密问他:“魏国之后,姓刘的应该称王,有没有我的名字?”
张嵩回说:“有姓无名。”
刘絜不大高兴,但还是执意剑走偏锋,直到锒铛入狱,终于醒悟过来,自己是有多蠢,才会动这种歪心思。
拓跋焘对刘絜事件十分关心,毕竟为此冤死了八位将领,情节极其严重,让主管机关穷追猛查之后,搜查到张嵩家,果然搜出预言书,审问过后,牵连到南康公狄邻,于是刘絜、张嵩和狄邻一律屠灭三族,处死一百多人,从刘絜抄家所获亿万钱之多,拓跋焘后来每次提到刘絜就恨得咬牙切齿。
还有一人虽没有受到直接处罚,但平白无故地蒙受冤屈,却有口莫辩,不到一个月时间,便郁郁而终。
他就是乐平王拓跋丕,刘絜的挡箭牌。
拓跋兄弟关系不错,可是当遇到这类敏感的问题,还是遭到巨大的挑战,拓跋焘虽未公然宣布拓跋丕的罪过,也没有实质的惩戒,但当拓跋丕死后,拓跋焘赏赐他的谥号就已说明一切——戾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