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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零一章 凡尔赛和约(七)

作者:望舒慕羲和返回目录加入书签投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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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探矿队员,是负责测绘的。

    一般来说,大顺新学一派里,学测绘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因为这活反正是京城这等好地方,能测绘的地方少。

    但虽是穷人家的孩子,既是考上了“中专”,那亦算是完成了阶级跨越,最起码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挨饿了。

    只不过,终究还是缺乏生活,对于挖金子的想象,浪漫居多。

    过来人的肺腑之言,年轻人听来,也只是当个故事。

    澹澹一笑,一边检查着马背上行囊里的各种工具、查表用的星图表等,一边说道:“听说朝廷这一次是要官督商办?好像是要把先从大清河那开始迁民,到这边来挖金子。到时候是给工资,又不是谁挖了归谁,应该能好点吧?”

    坏牙的中年人笑道:“好个屁。谁能看着金子不动心?稍微一动心,就得死人。你能看着金灿灿的大金块子,就不动心,就交上去?”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只要动心,不死即伤。能偷着把金子带出来的,那都得是大本事的人物。这么说吧,这样的人物,不管是胆色、眼界、武艺,心眼子,那都是一等一的。又有几个能做到?”

    “兴国公要折腾黄河,要往这迁的人你可得知道,梁山泊,那是自古就聚义出响马的地方。你看着吧,到时候挖金子的时候,嘿,哪天要是不死个三个五个的,那都怪事了。”

    “就算是山东人老实,可再老实,真要是亲手捏住了黄灿灿的金块子,那也就不老实了。”

    “现如今,山东好些人,恨不得刨了兴国公的祖坟。黄河是个大灾星,过哪个省,哪个省遭罪。好容易不走山东几百年,兴国公又要折腾着挖回来哎,肯定是要出乱子的。”

    年轻人却用一种标准的、新学内部最是流行的言语道:“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不得已的代价嘛。黄河南流几百年,越来越高,迟早要回来的。不提前折腾,等到时候真发了水,那冲的可就是成百上千个州县。”

    “这等事,非得盛世能做,又须得朝廷有手段,能做事的时候做。如今正值盛世,便要付出些代价,也要把事做了。”

    年轻人侃侃而谈,既说“代价”,中年人不免想笑,心道若是你做这个代价,你做不做?道理归道理,做事归做事,那可不一样。

    不过他也没争这个话,只道:“话是如此,自是好事,你说的也对,真要是乱决了口,那就是乱淹一片。”

    年轻人道:“说真的,我只盼着这边有金矿,一点点把人移过来。我家也是种地的,你看看这地方,若是种地,一家三百亩,那得过什么样的日子?”

    “可话又说回来,若是朝廷出钱移民,船程什么的朝廷出,到了这边就给地、种子、牛马你说,这等好事,轮得到穷苦人?”

    “多少朝廷的良家子,人家也是有孩子的,朝廷若真走国库出这笔钱,啥都准备好,如何不移他们家的庶子?”

    “还有当兵的呢,更不必提。”

    “说到底,我觉得兴国公的办法是对的。这事,只能这么办,靠着挖金子,把黄河道两边的人运过来。”

    “哪怕一年一个县的河道段、实在不行三年一个县,花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把这件事干完”

    “所以我是盼着有大金矿的。”

    “若能一部分走关东、一部分来这里,这件事我看办得成。死人是要死的,但若办,死个三五万、甚至死十万,顶天了。若不办,真到黄河决了口子往北走漫灌的时候,怕是连着饿、病、疫、水,再做绿林起义,怕要死个三五百万不止。”

    说到这,年轻人心里不免想到了一些在新学派中流传的激进思想。

    尤其是颜李学派的一些想法的渗透,或者说传统均田思想的渗透:说不若天下均田,取税十一,朝廷集中力量,专办大移民事,把天下荒地可垦处都占了,虽不能达到先秦大贤说的五口之家百亩之田,但五口之家三五十亩,总是可以的。

    届时朝廷若能均天下之田,取天下之十一,便使劲儿造船,人多地少处则移之,待五口之家均田五十亩、八十亩,则何愁大事不成、江山不固?

    如今与其在外折腾,东征西讨,倒不若朝廷狠下心来,行均田法。若能均田取税十一,何必东征西讨,不过是换些金子银子。

    那金子银子,要亦可、不要亦可。到时候靠着朝廷征税,集力造船,非要发金子银子?发粮发钞,却不是一样?

    天下田亩,算上关东南洋各处,数以十亿计。各亩取税一钱,便可入库一亿石粮米,除却养军治水之用,其余全营造船,弄个万艘大船,亦不难。

    到时候向扶桑移民,一年如何不三五百万?

    这种激进的思想,在新学派的底层出身的人中,这几年广为流传。可谓是吸引力极大。

    这种流传的背后,经济因素,是新学派底层出身的,基本不是地主。

    而这一套东西的背后,隐藏的,则是说,不若天子重用他们,把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都做了、地方士绅都做了,要之何用?

    由新学派的人充斥军队、官场、吏员,把田均了,集力移民,以求“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真正盛世。

    甚至一些想法,也已经在军队中流传开来,一些青年军官更是深以为然。

    虽然这些激进的想法已经流传,但新学一派的内部,整体上倒还没有十分激进,大部分还是支持现状。

    包括这一次扶桑西海岸探矿移民、以及山东挖河道这等逆天而行的政策,他们也多支持。

    应该说,矛盾还没有激化到那种程度。

    只不过,因为新学一派的人,识字。

    所以,一些小册子,很容易通过印刷术,在这些识字、却又被主流文人边缘化、偏偏实际上他们又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科技的人当中,流传极快。

    而偏偏,大顺对外扩张的主力识字人口,又都是新学派、或者叫实学派的。

    他们走南闯北,真的见到了北美的广袤土地、见识到了大洋洲的草原万里,也经历过东北的苦寒蚊虫,而且还懂算术。

    所以他们相信,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只不过,他们和儒家的复古改革派所不同的,便是他们还是相信刘玉所描绘的美好未来,这和将来发展工业也不矛盾。

    区别就在于,比如刘玉在苏北搞得圈地、盐垦等事,他们就觉得,这事完全可以干的再漂亮些、再温柔些。

    比如朝廷若是真如他们设想的那样有个一亿两的收入,完全可以造船,不去考虑盈利,而是把这些人送到扶桑南大洋垦荒。

    实在实在不必复刻对运河漕工、五岭商路脚夫、扬州盐工、苏北盐户的那种残酷镇压。

    而且,很多人对于这些事,也是颇有微词的。比如五岭脚夫起义,这事在他们看来,既是把贸易中心从广东转移到了松苏才导致的五岭脚夫起义,那么就该松苏这边得利的大商贾出钱,安置这些人去垦荒才是。

    其实,这就是大顺的启蒙运动。

    只不过,因着大顺这边,反教会、反宗教、反封建继承法、反贵族等诉求,没那么强烈的需求。

    所以表现出的形式,是以一种萌芽的“权利和义务之统一”的思想为主的。

    而这种想法的典型,就是围绕着大顺改革绕不过去的贸易中心转移之后,得利者是否应该出钱安置旧商路上的失业百姓所展开的争论。

    看上去,大顺参与一战,内部歌舞升平、勃勃生机。

    欧洲打的头破血流,连北美东海岸也未能独善其身,唯独大顺这边安安静静。

    实则,一战对大顺造成的影响,不比直接几十万军队列阵对轰的影响小。

    实学派内部,开始出现了非常激进的思潮一战打完后,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干什么?

    因为,从最开始,大顺的种种改革,走到现在,明眼人都觉得,这一切都是在为这场世界大战所准备的。那么,现在这场世界大战即将打完了,兴国公等那一辈人已经老了,甚至现在也不管太多事只是蹲在山东挖黄河、修道路。

    实学派的很多人都陷入了一种说不出的迷茫当中之前的一切,都看懂了,是为了一战,那么之后呢?

    如果说,历史上的法革,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即七年战争的失败,最终爆发。

    而此时的大顺,则陷入一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打赢,但打赢之后怎么办的迷茫中。

    大顺这边,自古以来,对这种事,尤其是激烈的变革,是不怎么喜欢空谈的。

    王莽也好、安石也罢,激进的变革,是要拿出具体的东西的:地、税、法、钱、政,这些实际的东西,而不是空谈的东西。

    包括历史上颜李学派等人,他们写的东西,侧重点从不是“经”,侧重点是“艺”官制、税收、田亩、学堂、人才选拔、军制等等这些东西。

    经,是我们这么做是对的,着重点在于论证“对”。

    艺,是我们应该这么办,着重点在于“办”。

    因为从始至终,“对”这个东西,其实从诸子百家开始,大家的态度其实基本都是一致的。什么是对?国泰安康、人民安定、有衣有食。

    儒、墨、杨当时的三家显学,都是在讨论这个的,无非是在“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分歧极大而已。

    新学派存在的最大意义,是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一些方法论,解决“我们应该这样做”的“这样”,到底是“怎样”的问题。

    是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和欧洲那边的,在表象上完全不同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不可能从经院哲学衍生出的人与神的关系,搞出一堆“不辩自明”、“不言而喻”的东西。

    反倒是,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围绕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土地所有制到底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是否要限定商人购买土地”这些东西来的。

    这也和大顺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实际上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陈亮叶适等人那一套,也是“以艺修身、艺大于经”这一套由内而外的东西。

    当然,是内核。

    也正是因为如此,由外而内的内核,所以叶适等人的想法,才会是全面复礼,以方方面面的制度,由外而内地达到真儒道统。

    这套内核就是如此,包括颜李等人,其实内核也是这样:想当真儒,那就学君子之艺,在实践中体会儒之真意,由外而内,融会贯通,最终大彻大悟。也所以,反对者狂喷他们是异端的理由之一,就是“人要去什么地方,得先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才能知道该往南走还是往北走。你们可倒好,不先学去哪,先蹲在那造车养马,然后说只要车造好了马养好了,就好了。那你们的目的,到底是去那个地方呢?还是你们的目的就是造车养马呢?”

    也正因如此,大顺这边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由外而内的味儿,还是很重的。

    因为实学一派这群人,不学经,所以他们的目的,也从不是复礼,或者把复礼作为最终理想。

    所以也就出现了这种有些奇葩的启蒙运动,讨论的重点不是人、天、主、神、天赋、自由这些东西,而是所有制、税制、官制、军制、工商这些东西。

    虽然不一样,但其实是一回事。

    对欧洲来说,“敢于反抗”、“反抗有理”,是很重要的。这赋予了反抗的合法性,因为对教徒而言,“合法”,“合经”,才行。要知道,北美对于异端的烧杀,可才结束没几年。

    而对大顺而言,李自成显然不知道“自然之权利”,他应该有生命权,这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自然赋予的但是,这碍着他为了自己的生命权,而起身反抗了吗?

    一个是“不辩自明”,证明有理。

    另一个,则是“辩甚鸟经,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的“理所当然”,无需去证明。

    启蒙运动是不是一定是有标准形态的?或者说,侧重点不同。

    在北美,启蒙运动的表现,是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以宗教道德回潮的方式进行的,大量的传教士赶赴北美进行传教,试图让人重归信仰。侧重点,在于宗教的自由,不要再搞政教合一和异端审判了。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表现,恰恰相反,是以极端的反宗教反教会的方式进行的。侧重点,在财产权,法国的资产阶级不想再随意给国王交税了。

    但表象之外,有个东西是相同的,那就是“土改”。

    北美是以剥头皮、没收保王党家产地产完成的。

    法国自不必提。

    那么,既然大顺也已经产生了特色的启蒙运动,那么大顺能“逃”过去这个问题吗?

    其实,不管是颜李等人的均田第一仁政的想法,还是如今在新学一派中流行的大集权造船移民的想法,其内在推动的经济因素,还是土地矛盾。

    这个矛盾,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打完的“今后怎么办”的迷茫中,越发明显。

    刘玉在山东测河道,试图靠金矿移民的方桉,并没有解决大顺的最大矛盾,反而让这个矛盾即将彻底激化。

    因为,伴随着移民在北美西海岸的定居,伴随着参与这件事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疑问:为啥,不集中力量,疯狂造船移民呢?一边是水旱洪灾,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赤地千里、人相食一边是枫树满地的温带气候,平原河流,万年沃土,我们的导航术、造船术都已达标,为什么不去做呢?

    而在大顺,如何集中力量,自古以来,始终都有一个明确答案的:均田乃第一仁政,去除中间商赚差价。

    这种矛盾的激化,只不过把过去的“目的”,转变为了“手段”对新学派的激进派来说,似乎,均田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集中资源的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是移民、工业、或者说,减轻工业化之痛。

    而且是大顺特色版的减轻,大顺不缺劳动人口,缺的是过程中小农痛苦减少的资源,土地。

    工业化对小农自然冲击,但冲击是冲击、起义是起义。

    冲击一定起义吗?

    工业化会造成小农起义的原因,是因为小农靠土地养不活自己,地太少。要是有300亩地,媳妇的纺车被纺织厂冲爆,没必要起义。而要是就3亩地,媳妇的纺车被纺织厂冲爆,买个盐、冬天搓个棉裤都搓不成,那就只能起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