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五三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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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皇帝反而更加兴奋。
心想如今这贸易被处处掣肘,尚且能赚这么多;若是将来真的做成了打破英夷航海条例之大事,这不得起飞了啊?
如今收了商人36万两的“好处费”,作为给丹麦商馆加税的回报。
日后自可成定例。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别家。
当然今年的情况确实特殊一些,但日后纵短暂下滑,只要将来补回来便是。
“爱卿所言,朕自知晓。你且放心,朕也不至于拿今年的数目做平日情况。”
“这海外贸易事,朕对爱卿最是放心。也不会叫别人胡乱干涉的。”
皇帝说这番话,主要还是因为当年他拍脑袋的“高端瓷器赚得多”想法,赔了一大笔钱赔出来的经验。
对外贸易,当然要讲究科学。
历史上其实这种“一拍脑袋”的“搞笑”决策,多得是。
历史上1843年,一鸦结束,英国资本家大为兴奋。
然后,西菲尔特的一家公司,花费巨资,动用了公司大量的流动资金,往中国运了一船“餐刀、餐叉”,准备大发一笔。
这已经不是拍脑袋决策了,而是脑袋被高压水枪呲了的决策。
靠着这种拍脑袋的决策,和对真正懂东方情况的东印度公司的打压,英国“成功”地将除鸦片外的对华出口额,从一鸦巅峰的250万英镑,拍到了52年的140万英镑。并且在二鸦后,搞出来一个仿佛魔幻世界一样的1876年的半殖民地2.5%关税的中国再度顺差白银1058万两……
现在的情况,刘钰是一点不担心外国货的倾销,而是担心贸易额逐渐增大引发国内的诸多问题。
在本国不能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每年几千万两的白银入内,这也足够危险的了。
得亏大顺的行政能力不是很强,不能把大笔的钱收上来再花出去,使得欧洲的价格革命至今对中国的影响还不是太大。
然而即便行政能力不强,大量外部白银的入场,也会随着皇帝花钱而逐渐影响到全国。
像是今年修淮河,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将全国各地的白银,在两淮地区花出去,一下子涌入三四千万两白银,冲击有些巨大。
最简单的一点,肯定会造就两淮地区的银钱价比问题。
而这,正是刘钰忧心的地方。
大顺的货币政策,既不是银本位,也不是铜本位,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货币政策。
大顺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收税却收白银。而法定的一千个铜钱能换一两白银,根本只是理论上存在的东西——大顺连官方的银行、货币兑换所都没有,甚至这么大规模的对外贸易,都是直接称重来算,怎么可能民间的兑换比能按照官方来?
这类似等于是官方发行法币,但官方收税什么的却收英镑法郎荷兰盾西班牙元。
之前对外贸易不是很主动,都冲击出来了个货币白银化,冲击出来个白银税改。
如今对外贸易的额度、数量,都急速增加,若这种情况下还不考虑货币问题,肯定是要出事的。
这个事从实际来讲,可能不算啥太大的事。
但在朝堂里,可能会成为被人攻讦贸易的方向,是以刘钰有必要跟皇帝提前提一嘴。
大顺的士大夫水平,很难搞明白经济。
很多都是凭感觉来。
历史上1810年代开始,出现过一波突变似的钱贱银贵,一些地方瞬间涨到了1600到1700兑一两白银。很多士大夫凭感觉,认为是鸦片走私导致的。
虽然说,鸦片当时走私确实已经严重了,但问题是即便算上鸦片走私,那几年每年的白银入超量,依旧保持在600万两左右。
士大夫会归结于鸦片走私的问题。
从立场上讲,这是好事,引起了对鸦片的警觉。
立场先放一边,10年代开始的银贵,鸦片走私并不是主要因素,甚至那几年实质上的出口量和白银流入量都是增加的。
这种情况,对此时的大顺,则可能是一件坏事:如果出现了银钱比例的剧烈波动,大顺的这些士大夫也会凭感觉,把问题甩在对外贸易上。
等着真出了事的时候,皇帝没有被刘钰提前打预防针,说不定真的就被那些士大夫的臆想给说动了,觉得都是对外贸易导致的。
“陛下,此番开拓了西洋贸易,有一事臣不得不和陛下奏明。陛下亦知昔日檀渊之盟,岁币不过十万两白银。如今松江等地,巨富之家,百万亦可拿出。”
“自从明末贸易开始,白银流入,日渐增多。这钱、银兑换之事,不可不察啊。”
“百姓生计,除非缴税,否则平日里多用铜钱。买布、买米,此等生计所需,鲜有用银的。”
“臣担心,这钱政若不变动,日后恐损小民生计。”
皇帝听了刘钰的话,忍不住笑道:“爱卿错了。按你所说,白银流入本朝日多,那岂不是说原本一千钱换一两银子,如今一千钱能换一两三五钱银子了?如此,百姓的生计应该越发好才是?”
“你亦讲过,那瑞典国之前保持实物租,是以欧洲白银日多,他收实物租,入国库的钱反倒多了。本朝既收的是货币租,白银日贱,难道不是百姓的负担小了吗?原本还要用一千钱兑一两银子纳税,日后岂不是只需800钱、500钱就能兑一两银子的税?”
刘钰怕的就是皇帝这么想,道理好像对,但肯定是少考虑变量了,至少历史上证明了这么想肯定有些地方没想明白。
否则无法解释整个18世纪对外贸易一直是入超,大量白银流入,但白银和铜币的兑换价,却从700逐渐涨到了1100。
也没法解释二鸦之后,从沸反盈天到2600的兑价,到二鸦之后,又逐渐降低到了1000。
刘钰自己也解释不明白,只好道:“陛下,钱银兑换,若是价格变动,必有不法之人得其差价。或是积攒铜钱、或是积攒白银,不管积攒什么,都不好。不花钱,不是好事。”
“臣以为,是不是可以定准一物?既定准铜、又定准银,便是什么都没定准。朝廷税收、支出、军费等,既都用银,何不以银为价呢?”
“可印小纸,一张一文,千张必可兑银一两。如此不管铜多铜少,百姓都不会因为兑换之事而愁怨。”
“此事甚大,臣不敢轻为,毕竟臣所办的银行,不过是个钱庄,没有发钞权,只是方便使用兑换白银而已。可若发小钞,那是朝廷铸钱局的事,臣若做那便是越俎代庖了。”
皇帝点点头,他倒是同意刘钰说的“不管高了低了”都不好,最好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兑价。
现在朝廷规定的铜钱和白银兑换比,是1000,但实际上各处基本都是自由兑换,毕竟朝廷是不给兑的,全靠商人自行兑,这里面肯定会出诸多问题。
而且皇帝心里明镜似的,缴税要白银,每年收税之前,必然会有商人去兑白银,压价格。
如果说,真能用一种定死了1000文顶一两银子的小钞,的确可以解决很多麻烦事。
只是……
“爱卿也知蒙元、前明纸钞事。恐百姓一时间不敢相信。若不强兑,百姓还是更喜欢铜钱;可若强兑,又恐闹出许多乱子。”
刘钰见皇帝还是有些犹豫,赶忙道:“陛下,此事非是小事。日后贸易日多,白银日入十万两不止,但钱银兑换,现在依旧是年年升高。按说白银日进越多,钱价该越贵才是,可恰恰相反。”
“西洋有哲人马氏言:财富的增长,使比较贵重的金属代替了不大贵重的金属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替代、银终为金所替代,尽管这个顺序与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是相抵触的。”
“又有人言,在世界市场上,一切货币便失去了铸币形态,而直接以贵金属的姿态出现……本朝的铜钱在海外贸易里无法做钱用。”
“这钱好劣不一,价值又常变动。若是以往还好,现在对外贸易日多,影响巨大,若不未雨绸缪,恐出大乱。”
“那西洋的波托西银矿,随随便便就采银十亿两有余。银多,来本朝的便多。”
“可若是西洋人互相开战,少买本朝货物呢?银便一下子断绝了。”
“银倒还好说,但恐这钱兑银,要出大问题。世界市场的白银变动,影响对外贸易,那都是大买卖,倒好说。但钱银兑换,涉及小民,那才是大事。”
刘钰时常引用西洋人马氏的话,皇帝听过不止一次,亦不知此马氏为何人。
但这番话,皇帝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大顺有个现成的例子。
那就是日本的宽永钱。
只要来到大顺,因为含铜量高,来了就被融。作为制钱,确实在两国贸易的时候,只能做贵金属用,而不是钱来用。
刘钰引用的这番话,无非也是说,不管是百姓还是商人,更喜欢银子而不喜欢铜,不得已而用之。
可这种心态,会让银价逐渐提升,大家都喜欢银不喜欢铜,也就导致每年这么多的白银涌入,大顺的银钱兑换价依旧在缓慢上升,而不是简单的白银多了铜钱贵了。
既是打开了国门做生意,就不得不考虑白银涌入的影响。刘钰说未雨绸缪,便是说真要到出了事的时候再解决,恐怕就不好解决了。钱兑换价一旦变动,可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事——至少对大顺来说,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事,行政效率太低,皇权根本不下县,推行下去见效需要很长时间。
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皇帝反而更加兴奋。
心想如今这贸易被处处掣肘,尚且能赚这么多;若是将来真的做成了打破英夷航海条例之大事,这不得起飞了啊?
如今收了商人36万两的“好处费”,作为给丹麦商馆加税的回报。
日后自可成定例。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别家。
当然今年的情况确实特殊一些,但日后纵短暂下滑,只要将来补回来便是。
“爱卿所言,朕自知晓。你且放心,朕也不至于拿今年的数目做平日情况。”
“这海外贸易事,朕对爱卿最是放心。也不会叫别人胡乱干涉的。”
皇帝说这番话,主要还是因为当年他拍脑袋的“高端瓷器赚得多”想法,赔了一大笔钱赔出来的经验。
对外贸易,当然要讲究科学。
历史上其实这种“一拍脑袋”的“搞笑”决策,多得是。
历史上1843年,一鸦结束,英国资本家大为兴奋。
然后,西菲尔特的一家公司,花费巨资,动用了公司大量的流动资金,往中国运了一船“餐刀、餐叉”,准备大发一笔。
这已经不是拍脑袋决策了,而是脑袋被高压水枪呲了的决策。
靠着这种拍脑袋的决策,和对真正懂东方情况的东印度公司的打压,英国“成功”地将除鸦片外的对华出口额,从一鸦巅峰的250万英镑,拍到了52年的140万英镑。并且在二鸦后,搞出来一个仿佛魔幻世界一样的1876年的半殖民地2.5%关税的中国再度顺差白银1058万两……
现在的情况,刘钰是一点不担心外国货的倾销,而是担心贸易额逐渐增大引发国内的诸多问题。
在本国不能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每年几千万两的白银入内,这也足够危险的了。
得亏大顺的行政能力不是很强,不能把大笔的钱收上来再花出去,使得欧洲的价格革命至今对中国的影响还不是太大。
然而即便行政能力不强,大量外部白银的入场,也会随着皇帝花钱而逐渐影响到全国。
像是今年修淮河,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将全国各地的白银,在两淮地区花出去,一下子涌入三四千万两白银,冲击有些巨大。
最简单的一点,肯定会造就两淮地区的银钱价比问题。
而这,正是刘钰忧心的地方。
大顺的货币政策,既不是银本位,也不是铜本位,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货币政策。
大顺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收税却收白银。而法定的一千个铜钱能换一两白银,根本只是理论上存在的东西——大顺连官方的银行、货币兑换所都没有,甚至这么大规模的对外贸易,都是直接称重来算,怎么可能民间的兑换比能按照官方来?
这类似等于是官方发行法币,但官方收税什么的却收英镑法郎荷兰盾西班牙元。
之前对外贸易不是很主动,都冲击出来了个货币白银化,冲击出来个白银税改。
如今对外贸易的额度、数量,都急速增加,若这种情况下还不考虑货币问题,肯定是要出事的。
这个事从实际来讲,可能不算啥太大的事。
但在朝堂里,可能会成为被人攻讦贸易的方向,是以刘钰有必要跟皇帝提前提一嘴。
大顺的士大夫水平,很难搞明白经济。
很多都是凭感觉来。
历史上1810年代开始,出现过一波突变似的钱贱银贵,一些地方瞬间涨到了1600到1700兑一两白银。很多士大夫凭感觉,认为是鸦片走私导致的。
虽然说,鸦片当时走私确实已经严重了,但问题是即便算上鸦片走私,那几年每年的白银入超量,依旧保持在600万两左右。
士大夫会归结于鸦片走私的问题。
从立场上讲,这是好事,引起了对鸦片的警觉。
立场先放一边,10年代开始的银贵,鸦片走私并不是主要因素,甚至那几年实质上的出口量和白银流入量都是增加的。
这种情况,对此时的大顺,则可能是一件坏事:如果出现了银钱比例的剧烈波动,大顺的这些士大夫也会凭感觉,把问题甩在对外贸易上。
等着真出了事的时候,皇帝没有被刘钰提前打预防针,说不定真的就被那些士大夫的臆想给说动了,觉得都是对外贸易导致的。
“陛下,此番开拓了西洋贸易,有一事臣不得不和陛下奏明。陛下亦知昔日檀渊之盟,岁币不过十万两白银。如今松江等地,巨富之家,百万亦可拿出。”
“自从明末贸易开始,白银流入,日渐增多。这钱、银兑换之事,不可不察啊。”
“百姓生计,除非缴税,否则平日里多用铜钱。买布、买米,此等生计所需,鲜有用银的。”
“臣担心,这钱政若不变动,日后恐损小民生计。”
皇帝听了刘钰的话,忍不住笑道:“爱卿错了。按你所说,白银流入本朝日多,那岂不是说原本一千钱换一两银子,如今一千钱能换一两三五钱银子了?如此,百姓的生计应该越发好才是?”
“你亦讲过,那瑞典国之前保持实物租,是以欧洲白银日多,他收实物租,入国库的钱反倒多了。本朝既收的是货币租,白银日贱,难道不是百姓的负担小了吗?原本还要用一千钱兑一两银子纳税,日后岂不是只需800钱、500钱就能兑一两银子的税?”
刘钰怕的就是皇帝这么想,道理好像对,但肯定是少考虑变量了,至少历史上证明了这么想肯定有些地方没想明白。
否则无法解释整个18世纪对外贸易一直是入超,大量白银流入,但白银和铜币的兑换价,却从700逐渐涨到了1100。
也没法解释二鸦之后,从沸反盈天到2600的兑价,到二鸦之后,又逐渐降低到了1000。
刘钰自己也解释不明白,只好道:“陛下,钱银兑换,若是价格变动,必有不法之人得其差价。或是积攒铜钱、或是积攒白银,不管积攒什么,都不好。不花钱,不是好事。”
“臣以为,是不是可以定准一物?既定准铜、又定准银,便是什么都没定准。朝廷税收、支出、军费等,既都用银,何不以银为价呢?”
“可印小纸,一张一文,千张必可兑银一两。如此不管铜多铜少,百姓都不会因为兑换之事而愁怨。”
“此事甚大,臣不敢轻为,毕竟臣所办的银行,不过是个钱庄,没有发钞权,只是方便使用兑换白银而已。可若发小钞,那是朝廷铸钱局的事,臣若做那便是越俎代庖了。”
皇帝点点头,他倒是同意刘钰说的“不管高了低了”都不好,最好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兑价。
现在朝廷规定的铜钱和白银兑换比,是1000,但实际上各处基本都是自由兑换,毕竟朝廷是不给兑的,全靠商人自行兑,这里面肯定会出诸多问题。
而且皇帝心里明镜似的,缴税要白银,每年收税之前,必然会有商人去兑白银,压价格。
如果说,真能用一种定死了1000文顶一两银子的小钞,的确可以解决很多麻烦事。
只是……
“爱卿也知蒙元、前明纸钞事。恐百姓一时间不敢相信。若不强兑,百姓还是更喜欢铜钱;可若强兑,又恐闹出许多乱子。”
刘钰见皇帝还是有些犹豫,赶忙道:“陛下,此事非是小事。日后贸易日多,白银日入十万两不止,但钱银兑换,现在依旧是年年升高。按说白银日进越多,钱价该越贵才是,可恰恰相反。”
“西洋有哲人马氏言:财富的增长,使比较贵重的金属代替了不大贵重的金属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替代、银终为金所替代,尽管这个顺序与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是相抵触的。”
“又有人言,在世界市场上,一切货币便失去了铸币形态,而直接以贵金属的姿态出现……本朝的铜钱在海外贸易里无法做钱用。”
“这钱好劣不一,价值又常变动。若是以往还好,现在对外贸易日多,影响巨大,若不未雨绸缪,恐出大乱。”
“那西洋的波托西银矿,随随便便就采银十亿两有余。银多,来本朝的便多。”
“可若是西洋人互相开战,少买本朝货物呢?银便一下子断绝了。”
“银倒还好说,但恐这钱兑银,要出大问题。世界市场的白银变动,影响对外贸易,那都是大买卖,倒好说。但钱银兑换,涉及小民,那才是大事。”
刘钰时常引用西洋人马氏的话,皇帝听过不止一次,亦不知此马氏为何人。
但这番话,皇帝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大顺有个现成的例子。
那就是日本的宽永钱。
只要来到大顺,因为含铜量高,来了就被融。作为制钱,确实在两国贸易的时候,只能做贵金属用,而不是钱来用。
刘钰引用的这番话,无非也是说,不管是百姓还是商人,更喜欢银子而不喜欢铜,不得已而用之。
可这种心态,会让银价逐渐提升,大家都喜欢银不喜欢铜,也就导致每年这么多的白银涌入,大顺的银钱兑换价依旧在缓慢上升,而不是简单的白银多了铜钱贵了。
既是打开了国门做生意,就不得不考虑白银涌入的影响。刘钰说未雨绸缪,便是说真要到出了事的时候再解决,恐怕就不好解决了。钱兑换价一旦变动,可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事——至少对大顺来说,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事,行政效率太低,皇权根本不下县,推行下去见效需要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