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二零章 海牙惨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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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这场“恰巧”下南洋的举动，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
被喻为第二次灾难年的45年，眼看就要过去了。
但灾难，却还未结束。
46年的初夏，整个荷兰都埋在一片名为恐慌不和不安的阴影中。
46年一开始，荷兰百姓听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主义”。
不过，既不是“立宪”主义，也不是“三权”主义，更不是“人民主权”主义，或者是什么“重商”主义之类。
而是一个从罗马时代就已出现的词汇。
【汪达尔主义】
什么是【汪达尔主义】？
公元455年，汪达尔人攻破罗马城，纵兵焚掠半个月之久，烧伤抢掠、完全不受控制的暴力和破坏，这就叫汪达尔主义。
而现在，这个词和法国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整个荷兰，中上层到处都流传着法国人“汪达尔主义”的传闻。
在奥属尼德兰，烧、杀、抢、掠，奸妇女、抢粮食。
这倒也不是荷兰人造谣，而是这个时代的军纪，就是如此。饶是后世，电影里美化到能走出会惊艳行军的黄维兵团，所到之处按其自己的团长报告国防部都是“……双堆集附近十四岁幼小女均不可免污，自杀者不知其数。”，这还是二百年后于本国领土上对本国人民，况于二百年前的法国在奥属尼德兰？
当然，这是荷兰的中层以上才用的词汇，在军队的暴行之外，他们用的是一种“自比罗马的文明、而法兰西人如汪达尔人野蛮”的比拟。
被他们视为“暴民、愚民、无知者”的底层老百姓，还用不上这个专门的词汇。
但不知道这个词汇，并不代表他们不了解什么叫兵过如梳。
法国人在奥属尼德兰的接连胜利，让从1672年起本土就没有真正遭受战火的荷兰，陷入了一种绝望的恐慌。
这种绝望的恐慌，伴随着英荷补助金条约谈判消息的传来，稍微有了一点缓解。
但随后，法国元帅就又攻破了比利时地区的两座堡垒，兵锋已经抵达了荷兰边境。
这时候，荷兰百姓才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彼得堡的步兵、顿河的哥萨克，还有伏尔加河上的土尔扈特蒙古骑射手，他们距离阿姆斯特丹有多远呢？
恐慌，是流言传播的温床。
绝望，是不满情绪滋生的催化剂。
而在背后催化这些不满情绪和流言的中国人，就像是酿造买酒时候的酵母，又仿佛酿造啤酒时候的蛇麻草。
从没有人认为，麦酒是酵母酿造的、啤酒是蛇麻草酿造的。但如果缺了这两种东西，那便只是一堆粮食，却不是麦酒和啤酒。
留在阿姆斯特丹的康不怠，明确地执行着刘钰的指导思想：摧毁荷兰人最后的一点爱国热情、摧毁荷兰百姓最后一点黄金时代的大国情怀、摧毁奥兰治家族历经二百年积累下的最后一点名望。
做起来，简单无比。
康不怠发现，人民是宽容的，不是不讲道理的。这一点，不论是荷兰，还是大顺，其实都一样。
或如故事里，皇帝说“先苦一苦百姓”，若真是先苦一苦，然后就能更甜，其实百姓也不是不能忍受。
然而，荷兰百姓这几年所经历的，又是什么呢？
从当年，中国的侯爵来到这里“耀武扬威”，推销他的自由贸易理论、让荷兰以朝贡国的姿态对待东方天朝上国……
然后，张狂骄纵的中国侯爵被人赶走，民众将他们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奥兰治家族的威廉推上了七省终身执政官的位子。
再然后呢？
民众不是不能等，也从没要求过奥兰治家族就像是天上的太阳一样，只要出来，就能驱赶走黑暗和阴冷，立竿见影。
民众给了时间、给了机会、给了等待。
可结果呢？
数年过去，可曾发生了什么改变？
他没上台的时候，法国人被各国联军围在了布拉格，数万人被包围，主帅轻身逃走，大量将军被抓去了伦敦。奥地利人在意大利方向，打的法国人只能固守。
他上台之后，法国人高歌猛进，一路击破了奥属尼德兰的堡垒，如今法国士兵的铅弹，可能稍不注意就能飞到荷兰境内。
荷兰最后一支野战力量，在丰特努瓦战役中被击溃，至此整个七省共和国连最后一支野战军都没有了。
人们拥戴奥兰治家族的最大理由，就是战争。
奥兰治家族，橘色，那是荷兰战神的图腾。
人们信奉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可现实是……
龙生出来了一堆奇丑无比的蝙蝠，风生出来一窝丑陋不堪的鼹鼠，老鼠的儿子不但不会打洞甚至连用肺呼吸都不会。
后世的拿破仑说，自己是篡位者，所以需要不断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正统性。而波旁家族，是天然的王，他们什么都不做，都始终有人奉他们为正统。
荷兰的情况，也有些类似。
摄政派、议会派，在荷兰人看来，曾经，就是一群篡位者。
他们除非能解决荷兰所有的问题，用一次又一次不断的胜利来巩固正统性，否则终究都是乱臣贼子。
然而，那是从前。
因为现在，奥兰治家族，自己把自己的正统性消磨干净了。
一开始，荷兰的百姓很理性，知道战争在即，也知道变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给奥兰治家族足够的时间，自己苦一苦，但至少还有希望。
只要有希望，暂时的苦，又怎么不能忍受呢？
然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乃至三年五年……
最基本的东西，全都没有变化。
一开始，人们觉得，正打着仗呢，内部变革，可以等打完仗再说。
然而，上台不久之后，便是普鲁士退出战争，法国军团被困布拉格、奥属尼德兰军团前去救援之后退回法国，荷兰这边没有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
可是，威廉四世做了什么呢？
威廉四世对执掌城市的“铁打的老爷”们，以礼相待。
对要求恢复行会制的中层民兵组织，斥之为暴民。
对希望国家控制粮价的百姓请愿，含糊其辞。
对民众最关注的包税制，丝毫不动，只是换了几个自己家族这边的人去当包税人。
然而民众希望的，不是换个包税官，而是废除包税制啊。
民众是宽容的。
民众知道，一位终身执政官，需要一件件熟悉国家的事务，然后才能尝试做出改变。
民众给了他足够的时间，不是几周、几个月，而是几年。
然而，海牙宫廷里，新的执政官顾问团，都是从原本的“摄政”老爷们选的；人们固然讨厌这些摄政老爷，可也厌恶那些极端守旧保守的贵族，然而宫廷里充斥的却是整个荷兰最保守的弗里斯兰贵族。
而最终让荷兰民众彻底绝望的，来自一次晚餐事件。
43年年末，泽兰省的民众集体控诉他们城市的摄政，历数了摄政的种种罪恶、残酷的盘剥，希望尼德兰的橘色太阳，能够处置这些城市摄政。
迫于民众的强大压力，威廉四世撤职了泽兰省几个城市的摄政。
但是，撤销之后的第二周，威廉四世亲自主持了晚宴，招待了这些被他用“终身执政官”特权所撤职的几名前城市摄政，并在晚宴上表达了自己的苦衷：自己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实在是迫于压力，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本来就已经颇为失望的民众，被这一场被爆出来的晚宴，彻底激怒了。
这类似于大顺百姓告御状，历数地方官的种种罪恶，皇帝把那几个地方官撤职之后，再宴请这几位官员，席间曰：非朕本意，实乃暴民所迫。
又或者，假设前朝末年的奴兵起义，觉得北方天翻地覆，正是自己反抗的机会。烧地契、焚债据，结果他们盼望已久的闯军一来，假设闯军不但不认可他们，反而限令十日之内不把土地退回、债据从新拟定的，通通剥皮萱草……
这两种类比，前者绝对不可能出现。天朝的皇帝再无能，也不可能出现被人告御状撤职官员之后，请官员吃饭说明自己被逼无奈的情况。
后者之所以要假设用大顺闯军为类比，因为历史上满清真的这么干过，而百姓没有太大的绝望，因为这很正常，上面当然是向着老爷们的，坏人干坏事有什么不对的吗；但如果是喊出均田免粮口号的大顺这么干了，那就不正常了，还存有一丝希望的好人居然也这么干，那就是曾给了希望又绝望的愤怒。
没有希望，又哪来的绝望呢。
为政者，千万不要给百姓希望，又让百姓绝望。那比让百姓一直没有希望，更让百姓愤怒百倍。
因为百姓默认，坏人干坏事，是正常的，对坏人的容忍度要高一些。
但荷兰的情况，以大顺做类比，还有一点不同。
那就是，威廉四世，从未喊过任何口号、也从未给出过任何承诺。
一切期待，都是百姓的“自我感动”和“一厢情愿”。
然而，这又和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
自我感动、一厢情愿，若是单纯的人与人关系：
就好比甲男一厢情愿地以为，乙女喜欢自己。然后乙女去和别人去宾馆了，甲男气愤异常，觉得失望、生气、愤怒。但问题是，关你屁事呢？
可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是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
威廉四世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反问百姓：我对你们承诺过什么吗？我请他们吃饭，关你们屁事？
大顺这场“恰巧”下南洋的举动，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
被喻为第二次灾难年的45年，眼看就要过去了。
但灾难，却还未结束。
46年的初夏，整个荷兰都埋在一片名为恐慌不和不安的阴影中。
46年一开始，荷兰百姓听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主义”。
不过，既不是“立宪”主义，也不是“三权”主义，更不是“人民主权”主义，或者是什么“重商”主义之类。
而是一个从罗马时代就已出现的词汇。
【汪达尔主义】
什么是【汪达尔主义】？
公元455年，汪达尔人攻破罗马城，纵兵焚掠半个月之久，烧伤抢掠、完全不受控制的暴力和破坏，这就叫汪达尔主义。
而现在，这个词和法国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整个荷兰，中上层到处都流传着法国人“汪达尔主义”的传闻。
在奥属尼德兰，烧、杀、抢、掠，奸妇女、抢粮食。
这倒也不是荷兰人造谣，而是这个时代的军纪，就是如此。饶是后世，电影里美化到能走出会惊艳行军的黄维兵团，所到之处按其自己的团长报告国防部都是“……双堆集附近十四岁幼小女均不可免污，自杀者不知其数。”，这还是二百年后于本国领土上对本国人民，况于二百年前的法国在奥属尼德兰？
当然，这是荷兰的中层以上才用的词汇，在军队的暴行之外，他们用的是一种“自比罗马的文明、而法兰西人如汪达尔人野蛮”的比拟。
被他们视为“暴民、愚民、无知者”的底层老百姓，还用不上这个专门的词汇。
但不知道这个词汇，并不代表他们不了解什么叫兵过如梳。
法国人在奥属尼德兰的接连胜利，让从1672年起本土就没有真正遭受战火的荷兰，陷入了一种绝望的恐慌。
这种绝望的恐慌，伴随着英荷补助金条约谈判消息的传来，稍微有了一点缓解。
但随后，法国元帅就又攻破了比利时地区的两座堡垒，兵锋已经抵达了荷兰边境。
这时候，荷兰百姓才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彼得堡的步兵、顿河的哥萨克，还有伏尔加河上的土尔扈特蒙古骑射手，他们距离阿姆斯特丹有多远呢？
恐慌，是流言传播的温床。
绝望，是不满情绪滋生的催化剂。
而在背后催化这些不满情绪和流言的中国人，就像是酿造买酒时候的酵母，又仿佛酿造啤酒时候的蛇麻草。
从没有人认为，麦酒是酵母酿造的、啤酒是蛇麻草酿造的。但如果缺了这两种东西，那便只是一堆粮食，却不是麦酒和啤酒。
留在阿姆斯特丹的康不怠，明确地执行着刘钰的指导思想：摧毁荷兰人最后的一点爱国热情、摧毁荷兰百姓最后一点黄金时代的大国情怀、摧毁奥兰治家族历经二百年积累下的最后一点名望。
做起来，简单无比。
康不怠发现，人民是宽容的，不是不讲道理的。这一点，不论是荷兰，还是大顺，其实都一样。
或如故事里，皇帝说“先苦一苦百姓”，若真是先苦一苦，然后就能更甜，其实百姓也不是不能忍受。
然而，荷兰百姓这几年所经历的，又是什么呢？
从当年，中国的侯爵来到这里“耀武扬威”，推销他的自由贸易理论、让荷兰以朝贡国的姿态对待东方天朝上国……
然后，张狂骄纵的中国侯爵被人赶走，民众将他们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奥兰治家族的威廉推上了七省终身执政官的位子。
再然后呢？
民众不是不能等，也从没要求过奥兰治家族就像是天上的太阳一样，只要出来，就能驱赶走黑暗和阴冷，立竿见影。
民众给了时间、给了机会、给了等待。
可结果呢？
数年过去，可曾发生了什么改变？
他没上台的时候，法国人被各国联军围在了布拉格，数万人被包围，主帅轻身逃走，大量将军被抓去了伦敦。奥地利人在意大利方向，打的法国人只能固守。
他上台之后，法国人高歌猛进，一路击破了奥属尼德兰的堡垒，如今法国士兵的铅弹，可能稍不注意就能飞到荷兰境内。
荷兰最后一支野战力量，在丰特努瓦战役中被击溃，至此整个七省共和国连最后一支野战军都没有了。
人们拥戴奥兰治家族的最大理由，就是战争。
奥兰治家族，橘色，那是荷兰战神的图腾。
人们信奉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可现实是……
龙生出来了一堆奇丑无比的蝙蝠，风生出来一窝丑陋不堪的鼹鼠，老鼠的儿子不但不会打洞甚至连用肺呼吸都不会。
后世的拿破仑说，自己是篡位者，所以需要不断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正统性。而波旁家族，是天然的王，他们什么都不做，都始终有人奉他们为正统。
荷兰的情况，也有些类似。
摄政派、议会派，在荷兰人看来，曾经，就是一群篡位者。
他们除非能解决荷兰所有的问题，用一次又一次不断的胜利来巩固正统性，否则终究都是乱臣贼子。
然而，那是从前。
因为现在，奥兰治家族，自己把自己的正统性消磨干净了。
一开始，荷兰的百姓很理性，知道战争在即，也知道变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给奥兰治家族足够的时间，自己苦一苦，但至少还有希望。
只要有希望，暂时的苦，又怎么不能忍受呢？
然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乃至三年五年……
最基本的东西，全都没有变化。
一开始，人们觉得，正打着仗呢，内部变革，可以等打完仗再说。
然而，上台不久之后，便是普鲁士退出战争，法国军团被困布拉格、奥属尼德兰军团前去救援之后退回法国，荷兰这边没有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
可是，威廉四世做了什么呢？
威廉四世对执掌城市的“铁打的老爷”们，以礼相待。
对要求恢复行会制的中层民兵组织，斥之为暴民。
对希望国家控制粮价的百姓请愿，含糊其辞。
对民众最关注的包税制，丝毫不动，只是换了几个自己家族这边的人去当包税人。
然而民众希望的，不是换个包税官，而是废除包税制啊。
民众是宽容的。
民众知道，一位终身执政官，需要一件件熟悉国家的事务，然后才能尝试做出改变。
民众给了他足够的时间，不是几周、几个月，而是几年。
然而，海牙宫廷里，新的执政官顾问团，都是从原本的“摄政”老爷们选的；人们固然讨厌这些摄政老爷，可也厌恶那些极端守旧保守的贵族，然而宫廷里充斥的却是整个荷兰最保守的弗里斯兰贵族。
而最终让荷兰民众彻底绝望的，来自一次晚餐事件。
43年年末，泽兰省的民众集体控诉他们城市的摄政，历数了摄政的种种罪恶、残酷的盘剥，希望尼德兰的橘色太阳，能够处置这些城市摄政。
迫于民众的强大压力，威廉四世撤职了泽兰省几个城市的摄政。
但是，撤销之后的第二周，威廉四世亲自主持了晚宴，招待了这些被他用“终身执政官”特权所撤职的几名前城市摄政，并在晚宴上表达了自己的苦衷：自己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实在是迫于压力，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本来就已经颇为失望的民众，被这一场被爆出来的晚宴，彻底激怒了。
这类似于大顺百姓告御状，历数地方官的种种罪恶，皇帝把那几个地方官撤职之后，再宴请这几位官员，席间曰：非朕本意，实乃暴民所迫。
又或者，假设前朝末年的奴兵起义，觉得北方天翻地覆，正是自己反抗的机会。烧地契、焚债据，结果他们盼望已久的闯军一来，假设闯军不但不认可他们，反而限令十日之内不把土地退回、债据从新拟定的，通通剥皮萱草……
这两种类比，前者绝对不可能出现。天朝的皇帝再无能，也不可能出现被人告御状撤职官员之后，请官员吃饭说明自己被逼无奈的情况。
后者之所以要假设用大顺闯军为类比，因为历史上满清真的这么干过，而百姓没有太大的绝望，因为这很正常，上面当然是向着老爷们的，坏人干坏事有什么不对的吗；但如果是喊出均田免粮口号的大顺这么干了，那就不正常了，还存有一丝希望的好人居然也这么干，那就是曾给了希望又绝望的愤怒。
没有希望，又哪来的绝望呢。
为政者，千万不要给百姓希望，又让百姓绝望。那比让百姓一直没有希望，更让百姓愤怒百倍。
因为百姓默认，坏人干坏事，是正常的，对坏人的容忍度要高一些。
但荷兰的情况，以大顺做类比，还有一点不同。
那就是，威廉四世，从未喊过任何口号、也从未给出过任何承诺。
一切期待，都是百姓的“自我感动”和“一厢情愿”。
然而，这又和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
自我感动、一厢情愿，若是单纯的人与人关系：
就好比甲男一厢情愿地以为，乙女喜欢自己。然后乙女去和别人去宾馆了，甲男气愤异常，觉得失望、生气、愤怒。但问题是，关你屁事呢？
可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是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
威廉四世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反问百姓：我对你们承诺过什么吗？我请他们吃饭，关你们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