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六七章 百思不得其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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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息中，德川吉宗眼中所能看到的，只有迷茫。
治国理政，不是煮饭。这次水多了，下次多加点米就是，可以不断试错。
治国理政没有试错的机会，走错了，可能就万劫不复。
就算不考虑政策失误试错导致的百姓疾苦，单单是幕府的统治还能否维系，就足够让德川吉宗头疼的了。
阿部正福也不过只是对未来乐观的猜测，着实说不准将来会变成什么模样。
带着这种疑惑，德川吉宗想和刘钰谈谈。
即便刘钰把他骗的很惨，但他细细思考过，不管是甘薯还是铸币，刘钰并没有说谎，所说的种种效果确实是达到了，只是隐藏了真实目的而已。
他也想试探一下刘钰对日本将来的看法，也想试探一下大顺在迫使日本朝贡之后，是否会对南蛮诸国有下一步的动作。
他总觉得，一艘战舰就大几十万两白银。相对于大顺从条约里拿走的那些白银，似乎战舰的价格更高一些，刘钰如此重利，怎么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
叫人给在大阪外海停留的大顺军舰送了信，邀约数日后相见。这几日德川吉宗没有时间，还要主持恭迎天皇“北狩”归来的礼仪。
同时也让那些一直在江户、没有真正见过大顺海军大船的武士、旗本们，看看这种非死战可胜的庞然大物，为将来引入南蛮学问做好基础。
船上，接到了信的刘钰同意了和德川吉宗再度会面的邀请。
开埠之后的很多细节，还需要谈的更清晰一点，以及劝说幕府好好当守土官长，这都意义重大。
毕竟天皇就是个神龛，真正掌权的还是幕府将军。
得了信之后，舰队转向西，在距离大阪河口大约二三十里的兵库津泊靠，旁边的神户村，就是将来五处口岸之一。
幕府那边办事的武士，和大顺这边测量的工兵，正在做最后的划定和交接，计算占用土地的租借费用。
兵库津本来就是大阪重要的港口，这里水深适合，而且不是河流入海口那种淤泥区。
不需要太多的修缮和挖掘，完全可以停靠此时最大型的军舰，甚至日后更大的蒸汽船也一样可以停靠。
借助西回航线和东回航线，在这里开埠，基本可以覆盖日本大部。和大顺海岸线绵长、但内陆纵深宽广不同，日本四周环海的地形，让刘钰可以确定，日本所受的开埠冲击，也会更加严重。
但这里面与历史上发生过的，有极大的不同。和历史上满清开埠之后的局面、和日本黑船之后的局面，都大为不同。
从釜山到下关再到这边，一路走来，刘钰寻访了大量的百姓，询问了他们的家庭收入、继承法、家庭手工业、贡赋制度等等，拿到了相当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短时间内，日本的普通百姓是没有很强的消费能力的。
大顺的人力成本，折算成白银，大约是此时荷兰的四分之一；而此时日本的人力成本，居然比大顺还低了将近一半。
这一点大顺是真比不了。
比如日本的马，并不用马蹄铁，而是用稻草编织的草鞋给马套上，称之为马沓。
一方面因为日本资源缺乏，冶铁技术强，也缺乏好的铁矿。
另一方面也是人力成本真的是太低了，哪怕一个时辰换一次草鞋，也比买个马蹄铁用许久便宜，这在大顺实在是难以想象。
除此之外，和大顺那边真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有一些区别。
因为四周沿海方便运输、城下町制度、武士工商围绕主城生活的因素，日本这边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是高于大顺的。
加之战国时代之前庄园主经济的残余，使得日本家庭手工业的分工程度，也高于大顺的农村。当然，不能和工商业相当发达的松江、景德镇等地比，但农村整体上是略高的。
大顺这边也是自给自足，但手工业可以外销；而日本这边出了俵物鱼干之类，也没什么可以外销的手工业品，但其内部自给自足是没有问题的。
很多货物暂时来看，确实很难在日本大规模销售。
这里面有一个阈值，就像是马蹄铁和草履马沓，什么时候大顺这边运来的马蹄铁的成本彻底压过了合计在一起使用寿命的草鞋，才算是真正的开埠。
就像是原本历史上苏伊士运河开通，成为了压到松江纺织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这个阈值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威海的那群工匠用镗床镗出合格气缸的那一刻。
大顺的商人当然不会看这么远，他们也没在乎日本的百姓能不能买得起。只要能开埠，就算售卖丝瓷玻璃等奢侈品，依旧可以获得极高的利润。
刘钰盘算了一下，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短时间内，不会对日本幕府体制的基础造成巨大的冲击，士农工商等级制下，只要农民和武士稳定，幕府还是可以坐得稳的。
坐得稳，就会慢慢习惯开埠的存在，等到阈值到来的那一刻，就像是温水煮青蛙，想跳也跳不出来了。
几日后，在武士和士兵的严密保护之下，刘钰和德川吉宗就在神户村见了个面。
上一次刘钰是带着巴结的态度去的江户，为了贸易信牌。那时候德川吉宗没有在面前横一道竹帘子，在日本那边看来是给了刘钰极大的颜面。
这一次两人再度会面，时过境迁，只是分了宾主，再没有上一次在江户时候的繁琐礼节。
将近十年的再度见面，依旧如同上次一样，没有翻译在场，而是用汉字纸笔交流。
德川吉宗写给刘钰的第一句话，就让刘钰感觉到了对面老奸巨猾的压力。
上一次在江户见面，刘钰是去求贸易信牌的，姿态放的很低，没有仔细观察过这个据说号称“家康再世”的将军。
他也算是全程围观了德川吉宗主持的享保改革，在他看来也就是修补匠的水平，乏善可陈。
要么就是拍脑袋的政策，要么就是和抓抓贪官差不多的青天老爷做派，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改革深度。
这次见面的第一次纸笔交流，刘钰觉得可能德川吉宗的脑子都用在阴谋诡计和平衡术上了。
纸上写的内容倒也简单，可越是简单越让刘钰不好回答。
“怨不得刘君不怕高鸟尽、良弓藏。以大顺之心，日本国非是孤鸟，尚有它隼。刘君这口雕弓尚还有用。日本贫瘠，刘君尚且眼热如此，老夫实在为那些富庶之地捏一把汗，恐重蹈日本之覆辙。”
这就是明显的试探，试探大顺在处置完日本之后，是否还有下一步的动作。德川吉宗虽然不想再得罪刘钰，但在鸟尽弓藏这件事上，梁子已经结下，没有什么退路了。
之前求和时候给刘钰写的信，就一直在挑唆君臣关系，已然是公开的事了。
但这一次再提鸟尽弓藏，却不是为了挑唆。
刘钰提起笔，琢磨了一下，回了一句。
“商人求利，所谋者金银。周边万里之内，唯日本国多金银。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将军要怪，就怪新井白石锁国更甚。若他不出台正德新令，日本又怎么会招致这场战争呢？”
“将军不是儒生，我也不用儒生的仁义来讲道理。若论礼法，将军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礼法的，难道将军真的希望天朝讲‘仁’、‘礼’吗？”
拿出了最丑恶的殖民者的道理，把挨打定性为被打者的错，更是直接抛下了仁义道德面纱，直言不讳是为求利。
避开了德川吉宗想要真正试探的方向，德川吉宗面对刘钰的回笔，也不生气。
知道这是刘钰说实话的风格。
为的确实是金银，这句话绝非谎言。
这句话后面的全怪新井白石，这就与事实无关了，这是立场问题。
事实是，新井白石确实缩减了长崎的贸易额。
立场是，日本不希望金银外流，而大顺希望日本外流金银。
牵扯到立场和屁股，事实，只不过是佐证时候的正反解读而已。
德川吉宗回笔道：“如果这样说的话，新井白石并没有错，是贵国的海商没有本事而已。”
“日本国向来仰慕大国，颁发贸易信牌的时候，贵国的商人可以拿到三四十支，而荷兰人只能拿到四支。”
“但荷兰人的船大，四支携带的货物，与贵国商贾几十艘船的载货相差无几。”
“按刘君的说法，要怪的难道不是贵国的海商不能够造大船吗？”
虽然一上台就罢免了新井白石，但这一次挨了打，在手上留下了三刀伤口作为记性，德川吉宗此时才算是真正理解新井白石为什么要出台那些政策。
这时候不免就要争上一句，明知毫无意义，却也不希望在他眼中为日本好的人，承担这样的责任，亦算是作为幕府将军最后的一点骄傲和尊严。
况且新井白石之所以要发贸易信牌，除了缩减贸易之外，也是在彰显“日本中心论”，可以自我安慰般理解为“朝贡”。
就像大明规定琉球十年一贡，不准来的时候就是不能来；而新井白石则用贸易信牌制，变相地把贸易变为了大顺向日本朝贡，不准来就是不准来、准你多来那是恩赐，史书上史官即可记下：年月日、唐人来贡。
刘钰不是这个时代的人，这么久了仍旧没有完全融入这个时代，不能够完全地用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
他看不懂贸易信牌制背后隐藏的日本中心论，但他也不需要看懂。
如今做到了这一步，回京城后，再颁布一个“禁藩属与蛮夷私自贸易”、“与藩属贸易必须本国造船、水手九成本国”、“南洋货物必经松江转运不得直抵藩属”等法令，那就直接一步到位搞成了宗主国和殖民地。
带着胜利者的心态，刘钰没有继续争论到底是因为日本锁国有错在先、还是大顺海商无能不能造大船，很“大度”的表示这个问题如同“汉时马肝之论”，实在没必要争论。
然后反客为主，问了德川吉宗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将军对日本的将来，有何打算？”
叹息中，德川吉宗眼中所能看到的，只有迷茫。
治国理政，不是煮饭。这次水多了，下次多加点米就是，可以不断试错。
治国理政没有试错的机会，走错了，可能就万劫不复。
就算不考虑政策失误试错导致的百姓疾苦，单单是幕府的统治还能否维系，就足够让德川吉宗头疼的了。
阿部正福也不过只是对未来乐观的猜测，着实说不准将来会变成什么模样。
带着这种疑惑，德川吉宗想和刘钰谈谈。
即便刘钰把他骗的很惨，但他细细思考过，不管是甘薯还是铸币，刘钰并没有说谎，所说的种种效果确实是达到了，只是隐藏了真实目的而已。
他也想试探一下刘钰对日本将来的看法，也想试探一下大顺在迫使日本朝贡之后，是否会对南蛮诸国有下一步的动作。
他总觉得，一艘战舰就大几十万两白银。相对于大顺从条约里拿走的那些白银，似乎战舰的价格更高一些，刘钰如此重利，怎么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
叫人给在大阪外海停留的大顺军舰送了信，邀约数日后相见。这几日德川吉宗没有时间，还要主持恭迎天皇“北狩”归来的礼仪。
同时也让那些一直在江户、没有真正见过大顺海军大船的武士、旗本们，看看这种非死战可胜的庞然大物，为将来引入南蛮学问做好基础。
船上，接到了信的刘钰同意了和德川吉宗再度会面的邀请。
开埠之后的很多细节，还需要谈的更清晰一点，以及劝说幕府好好当守土官长，这都意义重大。
毕竟天皇就是个神龛，真正掌权的还是幕府将军。
得了信之后，舰队转向西，在距离大阪河口大约二三十里的兵库津泊靠，旁边的神户村，就是将来五处口岸之一。
幕府那边办事的武士，和大顺这边测量的工兵，正在做最后的划定和交接，计算占用土地的租借费用。
兵库津本来就是大阪重要的港口，这里水深适合，而且不是河流入海口那种淤泥区。
不需要太多的修缮和挖掘，完全可以停靠此时最大型的军舰，甚至日后更大的蒸汽船也一样可以停靠。
借助西回航线和东回航线，在这里开埠，基本可以覆盖日本大部。和大顺海岸线绵长、但内陆纵深宽广不同，日本四周环海的地形，让刘钰可以确定，日本所受的开埠冲击，也会更加严重。
但这里面与历史上发生过的，有极大的不同。和历史上满清开埠之后的局面、和日本黑船之后的局面，都大为不同。
从釜山到下关再到这边，一路走来，刘钰寻访了大量的百姓，询问了他们的家庭收入、继承法、家庭手工业、贡赋制度等等，拿到了相当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短时间内，日本的普通百姓是没有很强的消费能力的。
大顺的人力成本，折算成白银，大约是此时荷兰的四分之一；而此时日本的人力成本，居然比大顺还低了将近一半。
这一点大顺是真比不了。
比如日本的马，并不用马蹄铁，而是用稻草编织的草鞋给马套上，称之为马沓。
一方面因为日本资源缺乏，冶铁技术强，也缺乏好的铁矿。
另一方面也是人力成本真的是太低了，哪怕一个时辰换一次草鞋，也比买个马蹄铁用许久便宜，这在大顺实在是难以想象。
除此之外，和大顺那边真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有一些区别。
因为四周沿海方便运输、城下町制度、武士工商围绕主城生活的因素，日本这边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是高于大顺的。
加之战国时代之前庄园主经济的残余，使得日本家庭手工业的分工程度，也高于大顺的农村。当然，不能和工商业相当发达的松江、景德镇等地比，但农村整体上是略高的。
大顺这边也是自给自足，但手工业可以外销；而日本这边出了俵物鱼干之类，也没什么可以外销的手工业品，但其内部自给自足是没有问题的。
很多货物暂时来看，确实很难在日本大规模销售。
这里面有一个阈值，就像是马蹄铁和草履马沓，什么时候大顺这边运来的马蹄铁的成本彻底压过了合计在一起使用寿命的草鞋，才算是真正的开埠。
就像是原本历史上苏伊士运河开通，成为了压到松江纺织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这个阈值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威海的那群工匠用镗床镗出合格气缸的那一刻。
大顺的商人当然不会看这么远，他们也没在乎日本的百姓能不能买得起。只要能开埠，就算售卖丝瓷玻璃等奢侈品，依旧可以获得极高的利润。
刘钰盘算了一下，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短时间内，不会对日本幕府体制的基础造成巨大的冲击，士农工商等级制下，只要农民和武士稳定，幕府还是可以坐得稳的。
坐得稳，就会慢慢习惯开埠的存在，等到阈值到来的那一刻，就像是温水煮青蛙，想跳也跳不出来了。
几日后，在武士和士兵的严密保护之下，刘钰和德川吉宗就在神户村见了个面。
上一次刘钰是带着巴结的态度去的江户，为了贸易信牌。那时候德川吉宗没有在面前横一道竹帘子，在日本那边看来是给了刘钰极大的颜面。
这一次两人再度会面，时过境迁，只是分了宾主，再没有上一次在江户时候的繁琐礼节。
将近十年的再度见面，依旧如同上次一样，没有翻译在场，而是用汉字纸笔交流。
德川吉宗写给刘钰的第一句话，就让刘钰感觉到了对面老奸巨猾的压力。
上一次在江户见面，刘钰是去求贸易信牌的，姿态放的很低，没有仔细观察过这个据说号称“家康再世”的将军。
他也算是全程围观了德川吉宗主持的享保改革，在他看来也就是修补匠的水平，乏善可陈。
要么就是拍脑袋的政策，要么就是和抓抓贪官差不多的青天老爷做派，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改革深度。
这次见面的第一次纸笔交流，刘钰觉得可能德川吉宗的脑子都用在阴谋诡计和平衡术上了。
纸上写的内容倒也简单，可越是简单越让刘钰不好回答。
“怨不得刘君不怕高鸟尽、良弓藏。以大顺之心，日本国非是孤鸟，尚有它隼。刘君这口雕弓尚还有用。日本贫瘠，刘君尚且眼热如此，老夫实在为那些富庶之地捏一把汗，恐重蹈日本之覆辙。”
这就是明显的试探，试探大顺在处置完日本之后，是否还有下一步的动作。德川吉宗虽然不想再得罪刘钰，但在鸟尽弓藏这件事上，梁子已经结下，没有什么退路了。
之前求和时候给刘钰写的信，就一直在挑唆君臣关系，已然是公开的事了。
但这一次再提鸟尽弓藏，却不是为了挑唆。
刘钰提起笔，琢磨了一下，回了一句。
“商人求利，所谋者金银。周边万里之内，唯日本国多金银。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将军要怪，就怪新井白石锁国更甚。若他不出台正德新令，日本又怎么会招致这场战争呢？”
“将军不是儒生，我也不用儒生的仁义来讲道理。若论礼法，将军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礼法的，难道将军真的希望天朝讲‘仁’、‘礼’吗？”
拿出了最丑恶的殖民者的道理，把挨打定性为被打者的错，更是直接抛下了仁义道德面纱，直言不讳是为求利。
避开了德川吉宗想要真正试探的方向，德川吉宗面对刘钰的回笔，也不生气。
知道这是刘钰说实话的风格。
为的确实是金银，这句话绝非谎言。
这句话后面的全怪新井白石，这就与事实无关了，这是立场问题。
事实是，新井白石确实缩减了长崎的贸易额。
立场是，日本不希望金银外流，而大顺希望日本外流金银。
牵扯到立场和屁股，事实，只不过是佐证时候的正反解读而已。
德川吉宗回笔道：“如果这样说的话，新井白石并没有错，是贵国的海商没有本事而已。”
“日本国向来仰慕大国，颁发贸易信牌的时候，贵国的商人可以拿到三四十支，而荷兰人只能拿到四支。”
“但荷兰人的船大，四支携带的货物，与贵国商贾几十艘船的载货相差无几。”
“按刘君的说法，要怪的难道不是贵国的海商不能够造大船吗？”
虽然一上台就罢免了新井白石，但这一次挨了打，在手上留下了三刀伤口作为记性，德川吉宗此时才算是真正理解新井白石为什么要出台那些政策。
这时候不免就要争上一句，明知毫无意义，却也不希望在他眼中为日本好的人，承担这样的责任，亦算是作为幕府将军最后的一点骄傲和尊严。
况且新井白石之所以要发贸易信牌，除了缩减贸易之外，也是在彰显“日本中心论”，可以自我安慰般理解为“朝贡”。
就像大明规定琉球十年一贡，不准来的时候就是不能来；而新井白石则用贸易信牌制，变相地把贸易变为了大顺向日本朝贡，不准来就是不准来、准你多来那是恩赐，史书上史官即可记下：年月日、唐人来贡。
刘钰不是这个时代的人，这么久了仍旧没有完全融入这个时代，不能够完全地用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
他看不懂贸易信牌制背后隐藏的日本中心论，但他也不需要看懂。
如今做到了这一步，回京城后，再颁布一个“禁藩属与蛮夷私自贸易”、“与藩属贸易必须本国造船、水手九成本国”、“南洋货物必经松江转运不得直抵藩属”等法令，那就直接一步到位搞成了宗主国和殖民地。
带着胜利者的心态，刘钰没有继续争论到底是因为日本锁国有错在先、还是大顺海商无能不能造大船，很“大度”的表示这个问题如同“汉时马肝之论”，实在没必要争论。
然后反客为主，问了德川吉宗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将军对日本的将来，有何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