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1章 淮南行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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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树德在淮南待到了芳菲凋谢的时候。
扬州有肥沃的农田，有繁盛的贸易，有广阔的经济腹地，本身又是全国第二优良的海港。
当然，如果只从自然禀赋来说，当然算不得数一数二。但此时的扬州、广州，其实都是内河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沿海港口。前者依靠长江沟通外海，后者依靠珠江。
其实都无所谓了。
海船的吃水还没那么深，内河港口只要水深足够，一样可以停泊大船。
他对扬州的恢复比较满意，甚至可以说欣赏，这是实话。
这也是他想象中的繁华扬州，虽然离巅峰还差着一段距离。但历史车轮还在前进，扬州还在发展。
自中晚唐以来爆发的商业大潮是不可阻挡的。即便他不插手，历史上商业依然会在两宋时期臻于极盛。
那是商人的黄金年代，是贸易的黄金年代，也是古典时代商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有浓墨重彩一笔的年代。
作为一个穿越者，邵树德清楚一个事实：正如世间万物有共性，同时也有个性一样，所谓的“古代”各个时期，有共性的同时，个性同样很强。
他面对这样一个特性突出的晚唐，有烦恼，也有喜悦。
人生没法重来，他已经做出了选择。正如赌博时买定离手一样，筹码押下了，现在就等开宝。
离开扬州之前，邵树德在附近几个县走了走，看了看。
此时的扬州地貌，与后世迥然相异。
很多陆地还是沙洲、岛屿，很多地方还是淤泥沼泽，很多后世的县乡尚未出现在地图上。
邵树德其实早就知道这个事。但他依然徒劳地去寻找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发泄，一种愤怒，一种年老后产生的复杂心绪。
刚穿越时是什么心态？
被残酷的世道教训一番后是什么心态？
战场上侥幸生还，然后慢慢积累实力后是什么心态？
开国称制时是一种什么心态？
现在他，又是什么心态？
人，其实很复杂，心中藏着善良、傲气、自尊、坚韧、软弱乃至魔鬼。
邵树德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现在是什么状态。
他只知道，离人生终点越近，他越觉得自己像是一头困在笼子中的野兽，惧怕衰弱后带来的病痛，想要求得解脱，但又留恋不已。
他做了很多改革，创立了一堆新朝雅政，但他却是一个不喜欢改变的人。
这些事情，都是他一开始就想做的，从未改变过。
世事风风雨雨，人生暮年的他终究是耐着性子在做，凭着惯性在做，靠着几十年形成的执念与可怕的习惯在做罢了。
四月初九，平海军数艘舰只抵达扬州。
当高大的水师舰船小心翼翼地靠近栈桥时，还引起了一波轰动。
尤其是那些大食商人，他们第一次见识到了东方的军舰战船，对高大的船体比较敬畏，开始正视这个国家的造船及航海技术——虽然离他们这种航海大国还有相当的差距，但确实进步不校
邵树德最后看了一眼掩映在田野绿树之中的扬州城后，便登上了船只，扬帆南下，横渡长江。
******
四月的长江波涛滚滚，东流逝水，日夜不休。
乘船横渡长江，对邵树德而言是一种新体验。
他其实很喜欢乘船，但拒绝坐海船。
他不信任此时的航海技术，不想把小命丢在海上，哪怕可能性很校
平海军调来的都是新式快船，可靠性上佳，长江波浪也没大海那么凶猛，整个渡江过程甚至可以称得上平缓。
在京口上岸之后，他在江边逗留了很久。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渡口，位于后世的镇江，南京东侧。
北朝一旦攻取淮南，将兵锋推到长江北岸，下一步基本就是直取南京了。
南京一下，其他地方基本传檄而定，不用费多少劲。
而北军渡江的地点，基本就那几个，京口绝对是重中之重。
大夏治下的京口，没有多少军事属性，从表面来看，这绝对是一个繁荣的商埠——事实上，京口本来就是漕运节点。
江南各地的物资、漕粮自此进入长江，然后在扬州集散。这是中唐藩镇割据以后，朝廷在北方筹集不到足够钱粮的情况下，重新拾起的漕运路线。
大夏一扫割据群雄，北方钱粮自然手到擒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南钱粮会在朝廷收入比重内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更别说此番税制改革，江东、江西二道需上供三分之二以上的钱粮，京口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大势如此。”邵树德感慨一声：“江南之富庶，惯于消磨阳刚之气，直如蜀地一般，但对天下而言，又天下不可或缺。”
“少不入川”这个说法，北宋才第一次见史，但在此之前，人们又何尝没认识到呢？
江南与蜀地，其实差不太多了，都是一个盛产财富的地方。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蜀地较为封闭，江南没法独善其身罢了。
离开江岸稍远之后，邵树德并未急着去南京，而是习惯性巡视起了乡村。
他发现一个特点，即江南的农田普遍打理得十分不错。
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精耕细作。以菜畦为例，边角料般的数十步地，竟然也被人为分割成了好几块，种上了不同的蔬菜。
田垄被梳理得非常整洁，一看就经常打理。
入眼所见，几乎没什么杂草，显然经常耕锄。
菜叶子绿莹莹的，看样子经常有人浇水、施肥。
田地中央埋着一个大木桶，里面积满了粪尿，臭气熏天。
农人的粪勺撂在地上，可能是看到有大人物过来巡视后，直接吓得跑路了……
这是一副与北方迥异的农业生态景象。
邵树德想起了太子曾经提交的一份奏疏，重点提及江南农业的未来发展之路。
太子已经深刻认识到，与北方农民相比，江南农人的田地数量少得可怜，只能走精耕细作的路线。
他想到的办法是加强育种——与司农寺不谋而合。
后者培育的很多蔬菜种子，陆陆续续推广到了广阔的南方。
现在他们又盯上了果树、茶叶的育种，总之是在这条路子上使劲。
那么，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邵树德想到的只有桑基鱼塘。
这其实是一种曾经风靡一时，然后又慢慢衰落的生态农业模式。
他印象中明清时期就有了。但正如很多事物一样，在明清之前，其实都是有雏形的。
他自淮南一路南下，在漕渠上看了很久两岸的地形，认识到了淮南以及江南农业的特殊性。
从土地方面来说，因为沼泽、河流、湖泊遍地，获得土地基本只有一个办法，即围湖造田，但这需要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时半会能奏效的。
以扬州为例，大片沼泽完全处于未开发状态。
已开发的部分，往往开发程度不够，农田被河湖包围，形成一个个宛立水中央的孤岛。
真正成熟的部分，也就城市周边罢了。
百姓们心里很清楚，在填出足够的陆地之前，他们要认真对待手里的每一块田地，尽可能精耕细作，获得更高的产量。
而河湖也不能放过。邵树德在高邮看到百姓们在垛田周围的河湖内养鱼虾、菱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淡水鱼的热量固然低得令人发指，但多少也是一笔收入，水面万不可能浪费了。
这种行为发展到后来，便有人总结经验，以扩大收益。
沼泽挖掘疏浚之后形成池塘，淤泥则堆到另外一边，形成农田。田里可种植稻麦，围着池塘的河岸可种植桑树养蚕，缫丝废水、蚕蛹、蚕沙等物可养鱼，富含鱼粪及其他腐败物的淤泥再拿来肥桑，形成一整套循环。
他不知道这种模式能否在此时行得通。但就淮南、江南这个情形而言，确实也只有这一种因地制宜的法子——那么广阔的沼泽，你想开发的话，还能怎么办？
其实，这会司农寺已经在南京江宁府进行试点了，今年已是第三个年头。
邵树德从定期发来的奏疏中追踪进度。
整体而言其实还可以，淤泥确实肥沃，稻田产量很高，一棵棵桑树围绕着池塘，形成天然的界限。招募来的农夫采桑养蚕，缫丝织布，诸般细节在慢慢完善之中。
这就是淮南、江南农业当前的解决方案。
如果试点成功，将来会在江南各地大力推广，形成一定的规模。
这是终极版本的精耕细作小农经济，与北方大平原户均数十亩地、农牧并举的粗犷模式相比，完全是两个风格。
但因地制宜么，不就得如此？
将来北方人口多了，户均土地下降之后，农牧并举的模式固然仍然可以继续，但肯定没现在这么爽利了。到了那个时候，一户北方农民的生活水平，定然比不上江南，毕竟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量摆在那里。
有些东西，确实是必然。
唐德宗那会是没法在北方搞到钱，不得不仰赖江南钱粮。
大夏的未来，可能还是得去江南搞钱，但原因又不尽相同了。
四月初十，圣驾离开京口，一路西行，两日后抵达南京。
邵树德在淮南待到了芳菲凋谢的时候。
扬州有肥沃的农田，有繁盛的贸易，有广阔的经济腹地，本身又是全国第二优良的海港。
当然，如果只从自然禀赋来说，当然算不得数一数二。但此时的扬州、广州，其实都是内河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沿海港口。前者依靠长江沟通外海，后者依靠珠江。
其实都无所谓了。
海船的吃水还没那么深，内河港口只要水深足够，一样可以停泊大船。
他对扬州的恢复比较满意，甚至可以说欣赏，这是实话。
这也是他想象中的繁华扬州，虽然离巅峰还差着一段距离。但历史车轮还在前进，扬州还在发展。
自中晚唐以来爆发的商业大潮是不可阻挡的。即便他不插手，历史上商业依然会在两宋时期臻于极盛。
那是商人的黄金年代，是贸易的黄金年代，也是古典时代商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有浓墨重彩一笔的年代。
作为一个穿越者，邵树德清楚一个事实：正如世间万物有共性，同时也有个性一样，所谓的“古代”各个时期，有共性的同时，个性同样很强。
他面对这样一个特性突出的晚唐，有烦恼，也有喜悦。
人生没法重来，他已经做出了选择。正如赌博时买定离手一样，筹码押下了，现在就等开宝。
离开扬州之前，邵树德在附近几个县走了走，看了看。
此时的扬州地貌，与后世迥然相异。
很多陆地还是沙洲、岛屿，很多地方还是淤泥沼泽，很多后世的县乡尚未出现在地图上。
邵树德其实早就知道这个事。但他依然徒劳地去寻找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发泄，一种愤怒，一种年老后产生的复杂心绪。
刚穿越时是什么心态？
被残酷的世道教训一番后是什么心态？
战场上侥幸生还，然后慢慢积累实力后是什么心态？
开国称制时是一种什么心态？
现在他，又是什么心态？
人，其实很复杂，心中藏着善良、傲气、自尊、坚韧、软弱乃至魔鬼。
邵树德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现在是什么状态。
他只知道，离人生终点越近，他越觉得自己像是一头困在笼子中的野兽，惧怕衰弱后带来的病痛，想要求得解脱，但又留恋不已。
他做了很多改革，创立了一堆新朝雅政，但他却是一个不喜欢改变的人。
这些事情，都是他一开始就想做的，从未改变过。
世事风风雨雨，人生暮年的他终究是耐着性子在做，凭着惯性在做，靠着几十年形成的执念与可怕的习惯在做罢了。
四月初九，平海军数艘舰只抵达扬州。
当高大的水师舰船小心翼翼地靠近栈桥时，还引起了一波轰动。
尤其是那些大食商人，他们第一次见识到了东方的军舰战船，对高大的船体比较敬畏，开始正视这个国家的造船及航海技术——虽然离他们这种航海大国还有相当的差距，但确实进步不校
邵树德最后看了一眼掩映在田野绿树之中的扬州城后，便登上了船只，扬帆南下，横渡长江。
******
四月的长江波涛滚滚，东流逝水，日夜不休。
乘船横渡长江，对邵树德而言是一种新体验。
他其实很喜欢乘船，但拒绝坐海船。
他不信任此时的航海技术，不想把小命丢在海上，哪怕可能性很校
平海军调来的都是新式快船，可靠性上佳，长江波浪也没大海那么凶猛，整个渡江过程甚至可以称得上平缓。
在京口上岸之后，他在江边逗留了很久。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渡口，位于后世的镇江，南京东侧。
北朝一旦攻取淮南，将兵锋推到长江北岸，下一步基本就是直取南京了。
南京一下，其他地方基本传檄而定，不用费多少劲。
而北军渡江的地点，基本就那几个，京口绝对是重中之重。
大夏治下的京口，没有多少军事属性，从表面来看，这绝对是一个繁荣的商埠——事实上，京口本来就是漕运节点。
江南各地的物资、漕粮自此进入长江，然后在扬州集散。这是中唐藩镇割据以后，朝廷在北方筹集不到足够钱粮的情况下，重新拾起的漕运路线。
大夏一扫割据群雄，北方钱粮自然手到擒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南钱粮会在朝廷收入比重内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更别说此番税制改革，江东、江西二道需上供三分之二以上的钱粮，京口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大势如此。”邵树德感慨一声：“江南之富庶，惯于消磨阳刚之气，直如蜀地一般，但对天下而言，又天下不可或缺。”
“少不入川”这个说法，北宋才第一次见史，但在此之前，人们又何尝没认识到呢？
江南与蜀地，其实差不太多了，都是一个盛产财富的地方。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蜀地较为封闭，江南没法独善其身罢了。
离开江岸稍远之后，邵树德并未急着去南京，而是习惯性巡视起了乡村。
他发现一个特点，即江南的农田普遍打理得十分不错。
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精耕细作。以菜畦为例，边角料般的数十步地，竟然也被人为分割成了好几块，种上了不同的蔬菜。
田垄被梳理得非常整洁，一看就经常打理。
入眼所见，几乎没什么杂草，显然经常耕锄。
菜叶子绿莹莹的，看样子经常有人浇水、施肥。
田地中央埋着一个大木桶，里面积满了粪尿，臭气熏天。
农人的粪勺撂在地上，可能是看到有大人物过来巡视后，直接吓得跑路了……
这是一副与北方迥异的农业生态景象。
邵树德想起了太子曾经提交的一份奏疏，重点提及江南农业的未来发展之路。
太子已经深刻认识到，与北方农民相比，江南农人的田地数量少得可怜，只能走精耕细作的路线。
他想到的办法是加强育种——与司农寺不谋而合。
后者培育的很多蔬菜种子，陆陆续续推广到了广阔的南方。
现在他们又盯上了果树、茶叶的育种，总之是在这条路子上使劲。
那么，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邵树德想到的只有桑基鱼塘。
这其实是一种曾经风靡一时，然后又慢慢衰落的生态农业模式。
他印象中明清时期就有了。但正如很多事物一样，在明清之前，其实都是有雏形的。
他自淮南一路南下，在漕渠上看了很久两岸的地形，认识到了淮南以及江南农业的特殊性。
从土地方面来说，因为沼泽、河流、湖泊遍地，获得土地基本只有一个办法，即围湖造田，但这需要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时半会能奏效的。
以扬州为例，大片沼泽完全处于未开发状态。
已开发的部分，往往开发程度不够，农田被河湖包围，形成一个个宛立水中央的孤岛。
真正成熟的部分，也就城市周边罢了。
百姓们心里很清楚，在填出足够的陆地之前，他们要认真对待手里的每一块田地，尽可能精耕细作，获得更高的产量。
而河湖也不能放过。邵树德在高邮看到百姓们在垛田周围的河湖内养鱼虾、菱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淡水鱼的热量固然低得令人发指，但多少也是一笔收入，水面万不可能浪费了。
这种行为发展到后来，便有人总结经验，以扩大收益。
沼泽挖掘疏浚之后形成池塘，淤泥则堆到另外一边，形成农田。田里可种植稻麦，围着池塘的河岸可种植桑树养蚕，缫丝废水、蚕蛹、蚕沙等物可养鱼，富含鱼粪及其他腐败物的淤泥再拿来肥桑，形成一整套循环。
他不知道这种模式能否在此时行得通。但就淮南、江南这个情形而言，确实也只有这一种因地制宜的法子——那么广阔的沼泽，你想开发的话，还能怎么办？
其实，这会司农寺已经在南京江宁府进行试点了，今年已是第三个年头。
邵树德从定期发来的奏疏中追踪进度。
整体而言其实还可以，淤泥确实肥沃，稻田产量很高，一棵棵桑树围绕着池塘，形成天然的界限。招募来的农夫采桑养蚕，缫丝织布，诸般细节在慢慢完善之中。
这就是淮南、江南农业当前的解决方案。
如果试点成功，将来会在江南各地大力推广，形成一定的规模。
这是终极版本的精耕细作小农经济，与北方大平原户均数十亩地、农牧并举的粗犷模式相比，完全是两个风格。
但因地制宜么，不就得如此？
将来北方人口多了，户均土地下降之后，农牧并举的模式固然仍然可以继续，但肯定没现在这么爽利了。到了那个时候，一户北方农民的生活水平，定然比不上江南，毕竟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量摆在那里。
有些东西，确实是必然。
唐德宗那会是没法在北方搞到钱，不得不仰赖江南钱粮。
大夏的未来，可能还是得去江南搞钱，但原因又不尽相同了。
四月初十，圣驾离开京口，一路西行，两日后抵达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