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 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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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债和杠杆效益，可以使货币管理机构有个很强大的工具。
银行的利率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武器，这样榜样的力量，足矣可以部分解决屯钱导致的危机。
比如，皇家赞助的简单农具和肥料的科研项目，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然后朝廷通过司农寺，把几种结构简单的，可以用人力或者畜力驱动的播种机，割草机等的农具，免息贷款或者补贴价格出售给农民。
由于海外殖民地的开垦，以及更多水利设施的修建，能够耕种的土地变多了。如果还是使用原始农具，农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且体力成为限制农民生产力的主要因素。
身体强壮的人，能赚更多的钱；妇女和体弱者，则会远远不如。如果某个地区的生产水平提高，这些收入偏低的人群就会迅速沦为贫困人口。
贫困也就算了，要是拖累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李治可就不愿意了。
这个援助落后地区农业发展的项目，到后世是一直存在的。执行机构除了联合国，世界银行等致力于人类发展的组织，还有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基金会这些土豪。
比尔盖茨每年有几次全球科技挑战大赛，主要的项目就是用于非洲低发展地区的，帮助落后地区的人民改善农业生产水平，逐步提高生活质量的工作。巴菲特的项目更多的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比如女性援助（不是援助交际啊），给她们医疗，教育和照顾小孩方面更多的帮助。在中国虽然这种项目比较少，但是如果是农业有关的高校，每年都会有一点经费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技术。
历史上欧洲比中国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离草原上的野蛮部落更远，天气和自然环境更加优越。在农业技术上也十分先进。欧洲的农业在查理曼（800ac）时就开始了轮作制。而中国在宋朝江南地区才形成稳定的稻麦轮作制度。
而近现代的欧洲则把农业技术提高到一个接近极限的地步。不仅对土壤的管理已经和现代相差无几，更是在水土技术和机械化上敢想敢做。
如果说美国的农业有地形的天然优势，靠尺度和功率取胜的话，德国莱茵河谷地区的葡萄园可以让抱怨地形复杂的中国人无言以对。他们甚至能在接近40度的山腰坡地上进行机械化作业……这样的坡地，失去水土后很容易形成泥石流和山体滑脱之类的灾难。但是德国人生生的靠挖排水，护墙，加上葡萄藤和牧草的轮作制度，成熟安全的生产一百年。坐在莱茵河的游船上观看德国农民开着专门的大扭矩的拖拉机一行行的锄草翻土或者收割葡萄的时候，看上去他们就是挂在山腰上，随时会掉下来一样。
正是近代中国在土地经济上走了太多的弯路，李治不能让这一幕再次发生——哪怕是在八字还没一瞥的唐代。这个时候还不是土地短缺的时代。有眼光的比如德国的杜能，写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他假设了一个独立存在广大土地上的城市，把土地的价值联系到与城市的供需上，很好的预言了将来的发展。而没眼光的比如马克思，则短视的把土地的价值牢牢的拴在粮食生产上。他显然只是看到了德国，无论是地广人稀的苏联，还是财大气粗的美国，都根本不会形成这样的经济系统。他更没有料到的是，所谓的地租和绝对地租的概念，在1950年代就已经过时。现在人种地谁还交租？政府都是反过来补贴的好吗……土地论耕种已经基本上没有价值，它的价值更多的是在商业和城市联系在一起。
不过，马克思在资本积累上还是做出了一定贡献。西方通过生产力或者是军事力量上的不平等，从第三世界国家掠夺了大量的金银，作为经济腾飞的血液。因为当时的经济系统是金本位，黄金直接制约了经济系统的规模。但后来凯恩斯主义重新定义了货币和它的职能，才把经济系统从原始贵金属的制约上摆脱出来。
所以到现在看来，马克思的所谓血腥积累，又他妈的不管用了！如果有一个健全的国债系统和中央银行，利用经济杠杆效应，政府可以借贷理论上无穷大的货币注入经济系统，省略了打家劫舍抢黄金来发展经济的原始行为。
近年来中国政府干的正是这样的事情，一方面引进外资作为投资，一方面也是通过各种形式发行“广义货币”来盘活经济。两会的报告上中国政府已经逐渐的成功的把政府收入和支出（当然包括了税收水平）成功的拉到了发达国家大概6－70%的水平。只不过这服务和水平还是差的比较大就是了。
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钱花不出去。所有的工程队都在加班加点，巨大的基础设施的缺口，不是砸钱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培养一个产业体系，才能承受这样的“现金流”。如果李治现在要新建一个全国的高速路桥系统，即使他有钱，他也没有足够的工程队，熟练工人，还有足够的技术来对付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险恶的一片山水。经过了十年的建设，能够把政治环境和经济系统打下发展的基础，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如果缺乏经济系统，这样的大好局面，完全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毁于任何意外事件。比如草原上再次来的威胁，一旦长安受到危险，政局动荡，之前十年的努力恐怕就会一朝化为乌有。并不是这个朝廷中枢智能不足，而是民众会再次相信，他们需要一个手腕强硬的皇帝，利用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军队，才能保证这个帝国的安全，公民的身家性命才能得以延续。
所谓“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口号，也就安全的时候喊一喊。国家再民主，也不如身家性命重要啊。历史上从来没见着前者打过后者。近年来的发展更是证实瞎鼓捣的前者一个好结果的都没有。
可是，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却又是环环相克的。一个军事强硬的系统，一定会出现对政治中枢的威胁；一个威严冗余的政治，则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系。而如果要从国家中获得大量的金钱，特别是在一个货币紧缺，技术落后的经济系统中，则无异于杀鸡取卵。而一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减退，那么这样的崩溃趋势，在险恶的中世纪中变成越滚越大，无法阻止的雪球。不要说一个国家，朝廷会因此崩溃，甚至一个文明都会被完全摧毁。
所以，谁说当了个不昏庸的皇帝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李治每次想到这样的困局，说不说都是泪啊！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债和杠杆效益，可以使货币管理机构有个很强大的工具。
银行的利率也是一个很强大的武器，这样榜样的力量，足矣可以部分解决屯钱导致的危机。
比如，皇家赞助的简单农具和肥料的科研项目，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然后朝廷通过司农寺，把几种结构简单的，可以用人力或者畜力驱动的播种机，割草机等的农具，免息贷款或者补贴价格出售给农民。
由于海外殖民地的开垦，以及更多水利设施的修建，能够耕种的土地变多了。如果还是使用原始农具，农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且体力成为限制农民生产力的主要因素。
身体强壮的人，能赚更多的钱；妇女和体弱者，则会远远不如。如果某个地区的生产水平提高，这些收入偏低的人群就会迅速沦为贫困人口。
贫困也就算了，要是拖累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李治可就不愿意了。
这个援助落后地区农业发展的项目，到后世是一直存在的。执行机构除了联合国，世界银行等致力于人类发展的组织，还有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基金会这些土豪。
比尔盖茨每年有几次全球科技挑战大赛，主要的项目就是用于非洲低发展地区的，帮助落后地区的人民改善农业生产水平，逐步提高生活质量的工作。巴菲特的项目更多的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比如女性援助（不是援助交际啊），给她们医疗，教育和照顾小孩方面更多的帮助。在中国虽然这种项目比较少，但是如果是农业有关的高校，每年都会有一点经费来建设现代化的农业技术。
历史上欧洲比中国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离草原上的野蛮部落更远，天气和自然环境更加优越。在农业技术上也十分先进。欧洲的农业在查理曼（800ac）时就开始了轮作制。而中国在宋朝江南地区才形成稳定的稻麦轮作制度。
而近现代的欧洲则把农业技术提高到一个接近极限的地步。不仅对土壤的管理已经和现代相差无几，更是在水土技术和机械化上敢想敢做。
如果说美国的农业有地形的天然优势，靠尺度和功率取胜的话，德国莱茵河谷地区的葡萄园可以让抱怨地形复杂的中国人无言以对。他们甚至能在接近40度的山腰坡地上进行机械化作业……这样的坡地，失去水土后很容易形成泥石流和山体滑脱之类的灾难。但是德国人生生的靠挖排水，护墙，加上葡萄藤和牧草的轮作制度，成熟安全的生产一百年。坐在莱茵河的游船上观看德国农民开着专门的大扭矩的拖拉机一行行的锄草翻土或者收割葡萄的时候，看上去他们就是挂在山腰上，随时会掉下来一样。
正是近代中国在土地经济上走了太多的弯路，李治不能让这一幕再次发生——哪怕是在八字还没一瞥的唐代。这个时候还不是土地短缺的时代。有眼光的比如德国的杜能，写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他假设了一个独立存在广大土地上的城市，把土地的价值联系到与城市的供需上，很好的预言了将来的发展。而没眼光的比如马克思，则短视的把土地的价值牢牢的拴在粮食生产上。他显然只是看到了德国，无论是地广人稀的苏联，还是财大气粗的美国，都根本不会形成这样的经济系统。他更没有料到的是，所谓的地租和绝对地租的概念，在1950年代就已经过时。现在人种地谁还交租？政府都是反过来补贴的好吗……土地论耕种已经基本上没有价值，它的价值更多的是在商业和城市联系在一起。
不过，马克思在资本积累上还是做出了一定贡献。西方通过生产力或者是军事力量上的不平等，从第三世界国家掠夺了大量的金银，作为经济腾飞的血液。因为当时的经济系统是金本位，黄金直接制约了经济系统的规模。但后来凯恩斯主义重新定义了货币和它的职能，才把经济系统从原始贵金属的制约上摆脱出来。
所以到现在看来，马克思的所谓血腥积累，又他妈的不管用了！如果有一个健全的国债系统和中央银行，利用经济杠杆效应，政府可以借贷理论上无穷大的货币注入经济系统，省略了打家劫舍抢黄金来发展经济的原始行为。
近年来中国政府干的正是这样的事情，一方面引进外资作为投资，一方面也是通过各种形式发行“广义货币”来盘活经济。两会的报告上中国政府已经逐渐的成功的把政府收入和支出（当然包括了税收水平）成功的拉到了发达国家大概6－70%的水平。只不过这服务和水平还是差的比较大就是了。
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钱花不出去。所有的工程队都在加班加点，巨大的基础设施的缺口，不是砸钱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培养一个产业体系，才能承受这样的“现金流”。如果李治现在要新建一个全国的高速路桥系统，即使他有钱，他也没有足够的工程队，熟练工人，还有足够的技术来对付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险恶的一片山水。经过了十年的建设，能够把政治环境和经济系统打下发展的基础，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如果缺乏经济系统，这样的大好局面，完全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毁于任何意外事件。比如草原上再次来的威胁，一旦长安受到危险，政局动荡，之前十年的努力恐怕就会一朝化为乌有。并不是这个朝廷中枢智能不足，而是民众会再次相信，他们需要一个手腕强硬的皇帝，利用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军队，才能保证这个帝国的安全，公民的身家性命才能得以延续。
所谓“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口号，也就安全的时候喊一喊。国家再民主，也不如身家性命重要啊。历史上从来没见着前者打过后者。近年来的发展更是证实瞎鼓捣的前者一个好结果的都没有。
可是，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却又是环环相克的。一个军事强硬的系统，一定会出现对政治中枢的威胁；一个威严冗余的政治，则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系。而如果要从国家中获得大量的金钱，特别是在一个货币紧缺，技术落后的经济系统中，则无异于杀鸡取卵。而一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减退，那么这样的崩溃趋势，在险恶的中世纪中变成越滚越大，无法阻止的雪球。不要说一个国家，朝廷会因此崩溃，甚至一个文明都会被完全摧毁。
所以，谁说当了个不昏庸的皇帝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李治每次想到这样的困局，说不说都是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