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三章 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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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六年注定是大宋收获的一年，几年来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和经济的复苏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它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虽未达到汉唐时期的鼎盛，但隐然已经坐上了东亚的霸主之位。
皇帝纳妃本是相当于再找个小老婆的事情，无需劳师动众，可此次联姻的却是西夏郡主，众臣商议后以为这乃是国之中兴的标志，又涉及宿敌西夏，正是向世界昭示大宋崛起的大事件，因此决定替皇帝大肆操办一下，广发消息，邀请各国观礼。
这场婚姻在外藩看来却不止是大宋在炫耀实力，而更看重的是宋夏结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因此派来的贺婚使皆为国家重臣，身负使命，借机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的外交之战。而现在最为让人瞩目的却是大宋的旧好高丽……
宋与高丽早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外交关系，因为两国在文化同源的基础了形成了一种极为深厚的认同感，而宋也认为高丽是君子之国，乐意与其交往，两国相互遣使，官方和商贸往来都十分频繁。
但是其中也颇具波折，宋与契丹在战争中失利，辽国势正盛，严密控制了周边各国，逼迫高丽与宋断绝关系向其称臣。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关系缓和，双方恢复往来。金灭辽后，宋、金、高丽再次结成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三角关系，三国之中任何两国关系的改变都会波及到第三国，从而影响到东亚政治格局，由于宋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最终形成以金为盟主的政治格局得以确立。
不久，随着金军的南下。宋军节节败退，不得不割地称臣求和。这种格局再次被打破。在金盛宋衰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高丽自然不愿与金为敌，遣使上表决定事金，婉拒了宋朝联合抗金的邀请。金国正是册封高丽国主王楷‘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高丽国王’，高丽正式奉行金皇统年号，确立了对金朝贡的宗藩关系。
此后高丽与宋的关系再度进入低潮，与金的往来则更为频繁。而与宋的官方外交关系则断绝。可随着赵柽继位，击退了金国的进攻，三国的关系再次发生微妙的变化，宋和高丽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主要还是经贸关系的恢复，官方还是比较冷淡。而在宋军收复燕云，兵出大定后，金国颓相已显，宋却重新崛起。让高丽不得不重新考虑新形势下两国间的关系！
“陛下，高丽遣使欲向我朝称臣纳贡，请赐封号，恢复往来。使臣已至登州，请陛下示下！”今日廷议，各部官员皆参加。礼部尚书杨时在汇报完婚礼的准备情况后奏道。
“嗯，诸位臣工有何看法？”赵柽点点头。问殿上的众人。
“陛下，臣以为高丽与我朝通好应准其所请。如其为宋属国，可以其之兵牵制女真，又可引为侧翼，合力进军，成大宋之臂助！”李纲首先言道。
“陛下，臣以为李相所言不虚，伐金之时我军可从海路入高丽，然后攻击金贼侧后，与其交好可享其利！”宗泽也赞同李纲所言。
“陛下，臣以为不可，高丽对金称蕃，其入贡我朝，所经州县甚众，山川道路，形势险易，皆入其目。其若为女真之间，则贻害我朝，应礼送其回国。此后高丽人所欲买历代史书，乞并不许收买，防其散于女真！”工部尚书张孝纯不同意两位宰执所言，启奏道。
“陛下，艰难以来，高丽首鼠两端，坐观成败，实难信赖，若许高丽称蕃，而一旦高丽所得之赐物，大半归于女真，实乃借寇兵而资盗粮之举。”工部尚书司马朴言辞更为激烈的反对。
“陛下可曾忆否，当日陛下欲假道高丽迎回辽王，其百般推脱，不肯应允，置陛下之计胎死腹中！”兵部尚书张叔夜也奏道，反对与高丽建交。
赵柽静静的听着，对张叔夜所言他也只能苦笑，当年他刚刚继位，对他篡位的谣言流传甚广，主要就是来自太上皇等人全都安然脱险，偏偏皇帝被女真人掳走北行，传说就是赵柽勾结女真人有意为之。因此赵柽便想将赵桓救回以打破谣言，但当时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只有采用小部队突袭的方法营救。
后来探知赵桓等人被囚禁于处在金国腹地五国城，赵柽便制定了一个营救计划，准备派遣特战队出击将其救出。可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题，那时燕京等地皆未收复，两国相距遥远，那会儿又没有直升机，救出他们后如何带回成了最大的困难。他想到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利用阿疏作为接应进入他们控制的区域，可女真人对他们防范甚严，沿途布有重兵，成功率太小；另一个选择便是利用水路至高丽，然后前往五国城，救出赵桓等人后，原路撤回高丽在水军的接应下回国。
大家当时都倾向于借道高丽，那时他们与金建交，防范不严，成功的机会最大。因此赵柽专门修书给高丽国王希望他能提供协助，赵柽也开出了不菲的价码予以回报。但是高丽对赵柽的提议十分冷淡，为此找出了种种借口拒绝‘借道’要求：其一，由高丽前往女真道路险阻，不可前行；其二，若高丽借道与宋，金也可能由此路发兵攻宋；其三，假若高丽借道与宋，可能触怒金而招来祸患。
其实，赵柽很明白高丽的理由难以站住脚，在金国建国之前，他们常常依附高丽贡使到大宋入贡，那时可行，现在却不能走了是不可能的；再有女真人没有大规模的水军，也不能水战，攻宋一直是走的陆路。第三点倒是不假，与利益攸关的国家安全相比，对宋的那些回报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如此说实则是为拒绝借道找的借口，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罢了！
张叔夜旧事重提是再次提醒皇帝高丽曾对大宋在危难之时见死不救，现在大宋强盛如昔，女真衰落，他们又想趁火打劫，行的是小人行径，不应该与他们结交。如今由于宋加强了对金国陆海商路的封锁，使其对外贸易只能假道于高丽。而宋又以此为借口封锁了高丽的出海口，让他们的商路限于停顿，经济上没有获得利润，反而跟着吃了瓜落。同时金国在宋的军事打击下，女真无暇东顾，使他们的胆子又大了起来，想重续两国‘友谊’。
细数朝臣们对高丽的态度也无外乎两大类，一为主张通高丽，另一类则反对通高丽。就国防战略安全而言，主张联高丽的人是基于高丽的实力和两国友好关系的传统，从理想出发，联高丽共抗女真；而反对通高丽者则以为高丽游离于辽或金之间，对宋的态度暧昧，因此从现实着眼对他们十分不信任，态度自然消极、谨慎。
这两类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势成水火，但却都是现实状况下宋人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只不过由于考虑问题的角度和立场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而赵柽却明白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道义不过是块遮羞布随时都可以扯下来。若从东亚局势的变化考虑，其实高丽的态度变化就可以理解了，在赵柽看来这正是政治格局的改变所带来的变化。
在这百余年中，宋与唐不同，它的实力一直无法有效的支配东亚地区，也无法把中国的世界秩序强加于这一地区。不惟如此，宋还要不时遭受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辽、西夏、金的异军突起，都要求并得以与宋王朝平等的发展外交关系，甚至辽和金还要求宋对其朝贡，这意味着它们在军事力量上占有优势，宋都无法对抗，像高丽这样在大国间求生存的小国自然也必须不时的调整对外策略。
面对强大的外敌，处于国家安危的考虑，宋朝的统治阶层对先后臣属辽、金的高丽疑虑重重，多方设防，这本无可厚非，自有其合理性。但假若将这种疑虑、戒备、防范推向极端，对外一味采取关门主义，断绝与高丽的一切往来，则有矫枉过正、因噎废食之嫌了。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赵柽对高丽这种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也十分厌恶，可是他知道现在正是东亚霸权在从金国的手中转移到大宋的微妙节点，尽管他发起的两次战役奠定了宋的再次崛起，但功夫不仅在军事上，还在外交的较量上。
如果按部就班的依靠军事实力逐一征服各国，这个过程可能是十分漫长和危险的，但地缘政治，却可以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现在正是通过外交又让女真承受大宋和其盟国对他施加的压力，而其他盟国感觉离开大宋的支持他们便变得无足轻重，无所作为的时候，从而遏制女真重新的崛起，而高丽正是这条利益链上的重要一环，赵柽决定不放过这个机会……(未完待续。。)
兴国六年注定是大宋收获的一年，几年来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和经济的复苏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它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虽未达到汉唐时期的鼎盛，但隐然已经坐上了东亚的霸主之位。
皇帝纳妃本是相当于再找个小老婆的事情，无需劳师动众，可此次联姻的却是西夏郡主，众臣商议后以为这乃是国之中兴的标志，又涉及宿敌西夏，正是向世界昭示大宋崛起的大事件，因此决定替皇帝大肆操办一下，广发消息，邀请各国观礼。
这场婚姻在外藩看来却不止是大宋在炫耀实力，而更看重的是宋夏结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因此派来的贺婚使皆为国家重臣，身负使命，借机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的外交之战。而现在最为让人瞩目的却是大宋的旧好高丽……
宋与高丽早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外交关系，因为两国在文化同源的基础了形成了一种极为深厚的认同感，而宋也认为高丽是君子之国，乐意与其交往，两国相互遣使，官方和商贸往来都十分频繁。
但是其中也颇具波折，宋与契丹在战争中失利，辽国势正盛，严密控制了周边各国，逼迫高丽与宋断绝关系向其称臣。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关系缓和，双方恢复往来。金灭辽后，宋、金、高丽再次结成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三角关系，三国之中任何两国关系的改变都会波及到第三国，从而影响到东亚政治格局，由于宋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最终形成以金为盟主的政治格局得以确立。
不久，随着金军的南下。宋军节节败退，不得不割地称臣求和。这种格局再次被打破。在金盛宋衰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高丽自然不愿与金为敌，遣使上表决定事金，婉拒了宋朝联合抗金的邀请。金国正是册封高丽国主王楷‘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高丽国王’，高丽正式奉行金皇统年号，确立了对金朝贡的宗藩关系。
此后高丽与宋的关系再度进入低潮，与金的往来则更为频繁。而与宋的官方外交关系则断绝。可随着赵柽继位，击退了金国的进攻，三国的关系再次发生微妙的变化，宋和高丽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主要还是经贸关系的恢复，官方还是比较冷淡。而在宋军收复燕云，兵出大定后，金国颓相已显，宋却重新崛起。让高丽不得不重新考虑新形势下两国间的关系！
“陛下，高丽遣使欲向我朝称臣纳贡，请赐封号，恢复往来。使臣已至登州，请陛下示下！”今日廷议，各部官员皆参加。礼部尚书杨时在汇报完婚礼的准备情况后奏道。
“嗯，诸位臣工有何看法？”赵柽点点头。问殿上的众人。
“陛下，臣以为高丽与我朝通好应准其所请。如其为宋属国，可以其之兵牵制女真，又可引为侧翼，合力进军，成大宋之臂助！”李纲首先言道。
“陛下，臣以为李相所言不虚，伐金之时我军可从海路入高丽，然后攻击金贼侧后，与其交好可享其利！”宗泽也赞同李纲所言。
“陛下，臣以为不可，高丽对金称蕃，其入贡我朝，所经州县甚众，山川道路，形势险易，皆入其目。其若为女真之间，则贻害我朝，应礼送其回国。此后高丽人所欲买历代史书，乞并不许收买，防其散于女真！”工部尚书张孝纯不同意两位宰执所言，启奏道。
“陛下，艰难以来，高丽首鼠两端，坐观成败，实难信赖，若许高丽称蕃，而一旦高丽所得之赐物，大半归于女真，实乃借寇兵而资盗粮之举。”工部尚书司马朴言辞更为激烈的反对。
“陛下可曾忆否，当日陛下欲假道高丽迎回辽王，其百般推脱，不肯应允，置陛下之计胎死腹中！”兵部尚书张叔夜也奏道，反对与高丽建交。
赵柽静静的听着，对张叔夜所言他也只能苦笑，当年他刚刚继位，对他篡位的谣言流传甚广，主要就是来自太上皇等人全都安然脱险，偏偏皇帝被女真人掳走北行，传说就是赵柽勾结女真人有意为之。因此赵柽便想将赵桓救回以打破谣言，但当时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只有采用小部队突袭的方法营救。
后来探知赵桓等人被囚禁于处在金国腹地五国城，赵柽便制定了一个营救计划，准备派遣特战队出击将其救出。可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题，那时燕京等地皆未收复，两国相距遥远，那会儿又没有直升机，救出他们后如何带回成了最大的困难。他想到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利用阿疏作为接应进入他们控制的区域，可女真人对他们防范甚严，沿途布有重兵，成功率太小；另一个选择便是利用水路至高丽，然后前往五国城，救出赵桓等人后，原路撤回高丽在水军的接应下回国。
大家当时都倾向于借道高丽，那时他们与金建交，防范不严，成功的机会最大。因此赵柽专门修书给高丽国王希望他能提供协助，赵柽也开出了不菲的价码予以回报。但是高丽对赵柽的提议十分冷淡，为此找出了种种借口拒绝‘借道’要求：其一，由高丽前往女真道路险阻，不可前行；其二，若高丽借道与宋，金也可能由此路发兵攻宋；其三，假若高丽借道与宋，可能触怒金而招来祸患。
其实，赵柽很明白高丽的理由难以站住脚，在金国建国之前，他们常常依附高丽贡使到大宋入贡，那时可行，现在却不能走了是不可能的；再有女真人没有大规模的水军，也不能水战，攻宋一直是走的陆路。第三点倒是不假，与利益攸关的国家安全相比，对宋的那些回报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如此说实则是为拒绝借道找的借口，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罢了！
张叔夜旧事重提是再次提醒皇帝高丽曾对大宋在危难之时见死不救，现在大宋强盛如昔，女真衰落，他们又想趁火打劫，行的是小人行径，不应该与他们结交。如今由于宋加强了对金国陆海商路的封锁，使其对外贸易只能假道于高丽。而宋又以此为借口封锁了高丽的出海口，让他们的商路限于停顿，经济上没有获得利润，反而跟着吃了瓜落。同时金国在宋的军事打击下，女真无暇东顾，使他们的胆子又大了起来，想重续两国‘友谊’。
细数朝臣们对高丽的态度也无外乎两大类，一为主张通高丽，另一类则反对通高丽。就国防战略安全而言，主张联高丽的人是基于高丽的实力和两国友好关系的传统，从理想出发，联高丽共抗女真；而反对通高丽者则以为高丽游离于辽或金之间，对宋的态度暧昧，因此从现实着眼对他们十分不信任，态度自然消极、谨慎。
这两类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势成水火，但却都是现实状况下宋人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只不过由于考虑问题的角度和立场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而赵柽却明白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道义不过是块遮羞布随时都可以扯下来。若从东亚局势的变化考虑，其实高丽的态度变化就可以理解了，在赵柽看来这正是政治格局的改变所带来的变化。
在这百余年中，宋与唐不同，它的实力一直无法有效的支配东亚地区，也无法把中国的世界秩序强加于这一地区。不惟如此，宋还要不时遭受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辽、西夏、金的异军突起，都要求并得以与宋王朝平等的发展外交关系，甚至辽和金还要求宋对其朝贡，这意味着它们在军事力量上占有优势，宋都无法对抗，像高丽这样在大国间求生存的小国自然也必须不时的调整对外策略。
面对强大的外敌，处于国家安危的考虑，宋朝的统治阶层对先后臣属辽、金的高丽疑虑重重，多方设防，这本无可厚非，自有其合理性。但假若将这种疑虑、戒备、防范推向极端，对外一味采取关门主义，断绝与高丽的一切往来，则有矫枉过正、因噎废食之嫌了。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赵柽对高丽这种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也十分厌恶，可是他知道现在正是东亚霸权在从金国的手中转移到大宋的微妙节点，尽管他发起的两次战役奠定了宋的再次崛起，但功夫不仅在军事上，还在外交的较量上。
如果按部就班的依靠军事实力逐一征服各国，这个过程可能是十分漫长和危险的，但地缘政治，却可以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现在正是通过外交又让女真承受大宋和其盟国对他施加的压力，而其他盟国感觉离开大宋的支持他们便变得无足轻重，无所作为的时候，从而遏制女真重新的崛起，而高丽正是这条利益链上的重要一环，赵柽决定不放过这个机会……(未完待续。。)